3. 族群研究幫助我們探就了「地方」內甚麼樣的人際關係形式？又如何能夠去釐清親屬與族群這兩種集體認同的性質和差異？

4. 族群意識，或族群性（ethnicity）在眷村的操作中，作為人們於特定空間透過特定 文化形式整合自我的一種展示，或者說是人們集體認同歸屬的一種想像，是否反映 出某種特殊的人群觀念，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來追循上述問題的解答？

如前所述，「地方感」的詮釋是一種心靈自主的產物，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自由地詮釋其所經驗的世界，包括記憶、意義，以及源自個人意向所鼓舞的行動和情感（2001，王 志弘）。這些新的研究，使得「地方感」概念由不足邁向成熟，最早運用地方感概念的人 文主義地理學與建築現象學，其認識論的基礎就是的人性「普同論」、認為人具有普遍的意識與認知能力、普遍的賦予外界價值和意義的能力，而缺乏社會分類、社會關係和社會階層等概念，更忽視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鬥爭和衝突，未將人放在中心，也未反省 「人」、「社會」、「事件」等名詞的概念基本意涵，更遑論批判，故經常會流於本質論和唯心論的討論，將人的意識與內在觀照當作先驗的存在，而非一個社會、歷史建構的過程。因此，我認為，人對於地方的感受與對於空間的意象，並非屬於純粹的唯心論，而是糾結在社會關係與過程之中，有其社會與歷史的特殊性。

小結

1960 年代之後，受詮釋學的影響，社會科學對於西方優勢的意識形態、辭彙、作者權威與西方科學主義展開某種程度的反省，特別是在全球文化同質化的發展過程裡，我們更應該著重與表達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試圖由地方知識的觀點著手，探討地方觀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以增進我們對於周遭世界的洞察。此項思潮所及，使研究者能夠正視「地方」處於權力不均的較大政經情境中，也發現到對於大多數的地方而言，所謂的歷史，有可能是抵抗、被侵占與適應過程的重複擺盪，為了修正此類民族誌「反歷史」的傾向， 人類學者曾經嘗試把「被研究者」的歷史義是當作主題，將他門與西方優勢的歷史論述並置（juxtapose）、比較。

其次，為了能夠更細緻的區辨被研究者的社會生活所存在的同質化與制度性形式，也為了因應被研究者公開的傳統儀式、信仰體系和道德價值均出現變化、隱匿或消失的狀況，社會科學的研究也轉向去探討意義系統的文化說明，也就是土著論述的研究，以表現各文化的獨特性，簡而言之，我認為當代的人文地理學研究， 可以嘗試把研究焦點放在人觀、自我、情緒、意義等傳統民族誌較難兼顧的主題，也可以說，在經驗的層次上，對於被研究者有關情感、人的本質和社會關係等層次進行了解與再思考(Marcus & Fischer 1986: 25-45, 78)；而在研究進行的層次上，「嘗試去兼顧研究對象的內在生活，以及世界性政治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強調對話（dialogue）與眾聲喧嘩（ployvoices）的敘事方式，將眷村文化視為一種文本（literary art），著力於詮釋意義而非強調事件的因果關係，這些取向，基本上都建立在「敘事」的研究上，也就是 把儀式、制度、生命史或任何被敘述、詮釋的行為，變成一個談話主題，再依此展現不 同報導人、不同立場者的說法，看誰在對「地方感」進行意義之賦予、追究、爭辯與逃避。

如此，我們方能了解眷村文化敘述的內涵，及其對意義系統說明之餘，更能檢視己身社會原先存在的先驗性知識，達到批判理論自我之目的。這樣的敘事手法，一則能夠以文化相對論的觀點，告訴讀者，我們所知的己身文化只是眾多模式之一，再者，透過對於與其他地方性知識之接觸，除了豐富自身文化知識之外，也要從思考與反省中達到自我成長。

整體來說，本研究重視人的地方經驗，嘗試去理解人們在制度化生活與社會形中所運作的各種思考模式，並分析被研究對象在「地方感」塑型過程中的情緒和感受，再藉此思考傳統科學典範的意識形態。此思考傳統科學典範的意識形態。（高淑玲〈文化空間、集體記憶與地方感形塑過程研究--以北投七虎新村為例〉專班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光男博士，2011年 7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