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具體的地址呢？”我問他。 

“在布雷特威爾大道11號。您記好了嗎？11號……四點鐘，您覺得合適嗎？” 

他的聲音更加堅定，用的幾乎是社交界的語調。

門上有一個鍍金的小門牌：讓-皮埃爾·舒羅，我看見門牌下面有個貓眼。我按響門鈴。我等待著。在這個沈寂無人的大廳裏，我心想我來得太晚了。他已經自殺了。我為自己有這種想法感到羞愧，我又一次萌生了撒手不管的念頭，我想離開這間大廳，到索洛涅去，繼續我的閑庭信步，享受自由空氣……我又按了一次，這一次門鈴短暫地響了三下。門隨即打開了，仿佛他一直就站在門後，透過貓眼窺探我。 

一個四十來歲的棕髮男子，頭髮很短，身材比我高大得多。他穿著天藍色的襯衫和一套深藍色的西服，襯衫的衣領敞開著。他一言不發地把我帶到一個可以叫做起居室的地方。他示意我坐在一張茶几後面的沙發上，我們並排坐在一起。他說話很費力。我想讓他感覺舒服一些，便盡可能用最溫柔的聲音問他：“那麼，是關於您的妻子嗎？”

他試圖采用一種冷淡的語氣。他朝我淡淡地笑了笑。是這樣的，他的妻子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和他吵了一架之後，已經失蹤兩個月了。那她失蹤之後，除了我，他是不是沒跟其他人說起過？其中的一扇玻璃窗的鐵質百葉窗放下來了，我尋思著這個人是不是兩個月來一直幽居在這套房間裏。但是，除了那個百葉窗以外，這個起居室裏沒有一點散亂和放任自流的痕跡。他本人在猶豫片刻之後，又略略鎮定了一些。 

“我希望這種狀況很快就能明朗起來。”他終於跟我說出了這句話。 

我近距離地觀察著他。濃黑的眉毛，非常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顴骨，五官端正。一舉一動都顯示出那種運動員才有的體力充沛，那一頭短髮更加重了這種感覺。別人更樂意想像他光著上身，站在一艘帆船上，獨自遠航的情景。可是，盡管他是如此雄健有力，如此富有男子氣概，他妻子還是棄他而去。

我想知道，都過去兩個月了，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他是否嘗試過尋找她。沒有。她給他打過三四次電話，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她不會再回來了。她極力勸他不要煞費苦心和她聯系，也不跟他做任何解釋。她的語氣已經改變。那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那聲音非常平靜，非常自信，讓他張皇失措。他和他的妻子相差十五歲。她，二十二歲。他三十六歲。他透露的細節越多，我越感覺到他身上的謹慎，甚至有些冷漠，這可能是所謂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結果。現在，我必須問一些更明確具體的問題了，但我不知道是否還有這個必要。他到底想要什麼？要他妻子回來嗎？抑或，他只是想弄明白她為什麼要離他而去？也許知道這一點就足夠了？除了那張沙發和茶几，起居室裏沒有任何其他家具陳設。那幾扇玻璃窗朝著大街，從街上通行的汽車非常少，所以這套公寓位於底層並不受什麼影響。夜幕降臨。他點亮了放在我右邊、緊靠沙發的那盞裝著紅色燈罩和三腳燈座的落地燈。燈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白晃晃的燈光使這裏顯得更加靜謐。我以為他在等我提問題。他蹺起了二郎腿。為了節約時間，我從外套裏面的口袋裏拿出了一個螺旋筆記本和一支圓珠筆，做了一些記錄。“他，三十六歲。她，二十二歲。諾伊利。底層公寓。沒有家具。玻璃窗朝向布雷特威爾大道。沒有車流。茶几上放著幾本雜誌。”他默默地等待著，就好像我是一位正在寫處方的大夫。

“您妻子娘家姓什麼？” 

“姓德朗克。她叫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問他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還有他們倆結婚的日期。她有駕照嗎？有固定的工作嗎？沒有。還有什麼親人嗎？巴黎有嗎？外省呢？有銀行支票嗎？他語調憂傷地回答著這些問題，我把所有這些細節都記錄下來，它們常常是一個人在人世間走過一遭的惟一證明。只要哪一天有人發現這個記錄了所有那些細節的螺旋筆記本就行了，筆記本上的字非常小，很難辨識，像我寫的字。 

現在，我要涉及一些更為敏感的問題，這些問題將讓你未經許可進入一個私人領地。誰賦予的權利呢？“您有朋友嗎？” 

是的，有幾個經常見面的人。他們都是他在商業學校裏認識的。而且，還有一些曾經是讓-巴布蒂斯特-賽中學時的同學。

他甚至嘗試過和其中三個人一起合辦企業，後來以合夥人的身份為贊納塔茨房地產公司工作。 

“您一直在那裏上班嗎？” 

“是的，在和平街20號。”

他上班乘坐什麼樣的交通工具？每一個細節，即使表面看來無關緊要，實際上卻能暴露一些問題。他時不時地為贊納塔茨出差。里昂。波爾多。藍色海岸。日內瓦。那麼，那個在娘家的時候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羅呢，她獨自一人留在諾伊利嗎？借出差的機會，他帶她去過幾次藍色海岸。那她一個人在家裏時，怎麼打發時間呢？確確實實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他提供跟這個夫姓舒羅、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的失蹤有關的情況和哪怕一丁點線索嗎？ 

“我不知道，哪一天她心情郁悶的時候，是否跟別人透露過隱情……”不。她從不跟別人訴說自己的心思。她經常數落他，說他的朋友索然寡味，缺乏激情。但要說明的是，她比他們所有的人都小十五歲。 

這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很難說出口的問題，但是，我還是得問他：“您覺得她是不是有了情人？”我說話的聲調有些唐突和愚蠢。但只能是這樣了。他皺了一下眉頭。

“沒有。”

他遲疑了一下，直視著我的眼睛，好像在等待我的鼓勵或者在斟酌措辭。一天晚上，商業學校的一位老同學和一個叫什麼居伊·德·威爾的人來這裏吃晚飯，那人年齡比他們都要大一些。那個居伊·德·威爾非常精通神秘學，提出要帶一些這方面的著作給他們看。他妻子多次參加這類聚會，甚至還參加這個居伊·德·威爾定期舉辦的講座。由於贊納塔茨辦公室裏超負荷的工作，他沒能陪她一起去。他的妻子對這一類的聚會和講座表現出了興趣，他卻不大明白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居伊·德·威爾建議她讀的那些書中，她借了一本，她覺得最容易閱讀的那一本。那本書名叫《消失的地平線》。妻子失蹤之後，他和居伊·德·威爾聯系過嗎？是的，他跟他打過許多次電話，但他什麼都不清楚。“您確定嗎？”他聳了聳肩膀，眼神疲憊地看了我一眼。那個居伊·德·威爾閃爍其詞，他明白從他嘴裏是得不到任何情況的。有這個人確切的名字和地址嗎？他不知道他的地址。年鑒裏沒有。 

我尋思著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問他。我們之間出現了一陣沈默，但這好像並不讓他覺得尷尬。我們並排坐在沙發上，好像是坐在一名牙醫或者一個醫生的候診室裏。光禿禿的白色墻壁。一幅女人的肖像掛在沙發上方。我差點就抓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雜誌。一種空落落的感覺襲上心頭。我得承認，那個時候，我感覺到那個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羅的不在場，她的失蹤在我看來是毅然決然的。但是，不應該從一開始就那麼悲觀。而且，當那個女子在家的時候，這間起居室也給人這種空虛的感覺嗎？他們在這裏吃晚飯嗎？在這裏吃晚餐的話，可能是在一張橋牌桌上吃，吃完馬上就收起來放好。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因為一時衝動才離家出走的，家裏是否還留下了她的私人用品。沒留下。她帶走了所有的衣服和居伊·德·威爾借給她的那幾本書，全都放在一個石榴紅色的皮箱裏帶走的。這裏沒有留下她的任何印記。甚至那些與她合影的照片——度假時拍攝的很少幾幅照片——都不見了。晚上，一個人孤零零地待在這套公寓裏時，他常常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曾經和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結過婚。能佐證這並不是做夢的惟一證明，是結婚後發給他們的那本戶口本。戶口本。他重復著這幾個字，仿佛已經不明白這三個字的意思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