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必要再參觀其他幾個房間了。空蕩蕩的臥室。空空如也的壁櫥。死一般的寂靜，偶爾被一輛從布雷特威爾大道經過的汽車打破。這裏的夜晚一定漫長得沒有盡頭。 

“她帶了鑰匙走嗎？” 

他否定地搖了搖頭。連在某個晚上聽到宣布她打道回府、將鑰匙插入鎖孔的聲音都沒有希望聽到了。而且，他覺得她永遠也不會再打電話回來了。 

“您是怎麼認識她的？”

她被招聘到贊納塔茨公司接替一個女職員。一份臨時秘書的工作。他跟她口授過幾封給客戶的信件，他們就這樣認識了。他們在下班之後也見面了。她跟他說自己是大學生，在東方語言學校讀書，每周上兩次課，但他無論如何都沒弄清她學的是什麼語言。亞洲語言，她就是這麼說的。然後，經過兩個月的交往，他們結婚了，那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在諾伊利區政府，贊納塔茨公司辦公室的兩位同事做證婚人。這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簡單的形式，沒有其他人參加。然後，他們倆和兩名證婚人到離家很近的地方去吃午飯，在布洛涅森林邊上，附近的圓形雜技表演場的遊客經常光臨那家餐館。 

他向我投來一絲難為情的眼神。看來，他本想為他的這場婚姻向我做出更充分的解釋。我朝他微微一笑。我不需要那些解釋。他下了個狠勁，好像要豁出去似的：

“我們試著建立關係，您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當然明白。這種生活出現在你的人生當中，有時就像一塊沒有路標的廣袤無垠的開闊地，在所有的逃逸線和消失的地平線之間，我們更希望找到設立方位標的基準點，制作某種類型的地籍，好讓自己不再有那種漫無目的、隨波逐流的感覺。於是，我們編制關係網，試著把那些隨機性的相聚變得更加固定一些。我緘默不語，目光固定在那一堆雜誌上。在那張茶几中間，放著一隻黃色的大煙灰缸，上面印著新扎諾幾個字。一本裝訂起來的書，書名叫《別了，佛克拉拉》。贊納塔茨。讓-皮埃爾·舒羅。新扎諾。雅克林娜·德朗克。諾伊利區政府。佛克拉拉。要從所有這一切中找出一個意義來……

“而且，她是一個相貌秀麗、氣質優雅的女孩，我對她是一見鐘情……”

他才低聲說出這句心裏話，就好像已經後悔了。在她出走之前，有沒有感覺到她身上有什麼異常？是有些反常的，她對他們倆的日常生活越來越挑剔，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她說，真正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可當他問她那種“真正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時，她就一直聳肩膀，不置一詞，就好像說了也是白說，她事先就知道他是聽不懂她的解釋的，一點也不懂。然後，她的臉上又露出往日的笑容和親切，幾乎在求他原諒她的壞脾氣。她顯出一副百依百順的樣子，對他說，這一切說到底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有朝一日，也許，他終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生活。

註：“逃逸線”是法國哲學家德勒茲（1925—1995）經常使用的概念，在後期經典之作《千座高原》中，他詳細區分了三種類型的“線”：堅硬線、柔軟線和逃逸線。堅硬線指質量線，透過二元對立所建構僵化的常態，比方說人在堅硬線的控制下，就會循規蹈矩地完成人生的一個個階段，從小學到大學到拿工資生活到退休；柔軟線指分子線，攪亂了線性和常態，沒有目的和意向；逃逸線完全脫離質量線，由破裂到斷裂，主體則在難以控制的流變多樣中成為碎片，這也是我們的解放之線，只有在這條線上我們才會感覺到自由，感覺到人生，但也是最危險之線，因為它們最真實。 

註：讓-德·勃蒙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佛克拉拉位於法國東南部，屬於科西嘉行政區。

“您真的沒有她的任何照片嗎？” 

有一天下午，他們倆在塞納河邊散步。他打算在夏特萊坐地鐵去辦公室。他們從王宮大街那家很小的一次成像照片照相館前經過。她需要照片辦一本新護照。他在人行道上等她。從照相館出來後，她把照好的照片交給他，跟他說她擔心弄丟。回到辦公室後，他將這些照片裝進一個信封，忘記拿回諾伊利。妻子失蹤之後，他發現那個信封一直在那裏，放在辦公桌上，和其他文件放在一起。 

“您等我一下好嗎？”                                                     

他把我一個人留在沙發上。暮色蒼茫。我看了一眼手表，很吃驚，指針才指到五點四十五分的位置。我感覺在那裏呆的時間要長得多。 

一個左邊印著“贊納塔茨（法國）房地產公司，和平街20號，巴黎1區”的灰色信封裏有兩張照片。一張是正面照，但另外一張是側面的，就像從前警察局要求外國人提供的照片一樣。她的姓氏德朗克和她的名字雅克林娜卻是地地道道的法國人名。我用拇指和食指夾著那兩張照片，默默地審視著。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明亮的眼睛，側面的線條非常清晰，如果是現在照的話，這種人體測量照片會照得非常好看。但那兩張照片盡顯人體測量照片的單調乏味和冷漠。

“您可以借我用一段時間嗎？”我問道。 

“當然可以。” 

我把那個信封裝進外套的一個口袋裏。 

有一刻再也不用聽任何人說話。他，讓-皮埃爾·舒羅，對雅克林娜了解多少呢？對她所知甚少。他們在諾伊利的這個底樓一起生活才一年時間，他們倆面對面吃晚餐，有時是和商業學校以及讓-巴布蒂斯特·賽中學的老同學一起吃。這些就能夠揣度出一個人腦子裏發生的事情嗎？她還去見娘家那邊的人嗎？我竭盡全力，終於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

“不。她已經沒有親人了。”我站起身來。他憂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他呢，依然坐在沙發上。“我得走了。”我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對他微笑著，但是他對我想離開他的想法仿佛真的很吃驚。 

“我會盡快給您打電話，”我對他說道，“希望很快就能有消息告訴您。”他也下意識地站起來，這個下意識的動作跟先前領我到起居室的動作一樣。我想到最後一個問題：

“她走的時候帶了錢嗎？”

“沒帶。” 

“她走後給您打電話時，從未跟您提及過她的生活方式嗎？” 

“沒有。”

他邁著僵硬的步子朝大門走去。他還能回答我的問題嗎？我打開門。他站在我身後，巋然不動。我不知道是什麼在作祟，是一陣什麼樣的痛苦發作，使我頭腦發昏地用咄咄逼人的語氣問了這麼一句話： 

“您原來可能希望與她白頭偕老吧？” 

這是為了把他從麻木和消沈中喚醒嗎？他瞪大了眼睛，恐懼地看著我。我站在門框下。我走到他身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隨時都可以給我打電話。不用客氣。” 

他臉上的肌肉放鬆了。他費力地笑了笑。在關門之前，他揮揮手和我道別。我在樓梯平臺上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定時開關的照明燈熄滅了。我想像著他孤身一人坐在沙發上剛才所坐的那個位子上的情景。他用一個機械的手勢，拿起疊放在茶几上的一本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