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曦〈故事與講故事:敘事社會學何以可能〉(7)

以筆者訪談的一位商人業主C的敘述為例。當他回憶自己的一次庭審經歷時說了這樣三句話:(1)當事人在陳述意見,法官不聽了,走了。(2)這在全世界的法官中都是罕見的。(3)大家都很憤怒。三句話中,只有第一句和第三句是敘事句,拿掉第二句不影響整個故事的走向,但調換第一句和第三句的位置則會改變故事的含義,形成另外一種因果關係:因為大家很憤怒,所以法官走了。

 

如此,社會學家即可把敘事視為依序列排列的事件的線性組織。構成故事的句子之間存在彼此相連的位置關係,位置關係的改變會影響故事的意思(meaning)。敘事結構與敘事內容、敘事要素與故事整體,呈現一種類似於波粒二象性的一體兩面,這一性質是故事得以制造意義的結構性基礎。社會網絡學派敏銳地捕捉到敘事的網絡結構,試圖用網絡分析來彌合文化與結構間的二元對立。1992年,懷特(HarrisonWhite)在《身份與控制》中用身份形成和敘事作為機制,解釋行動者如何在社會空間(socialspace)中維持社會位置(socialpositions)並在位置之間進行移動,因為“故事描摹出網絡中的關係(tie),社會網絡是意義的網絡”(White,1992:65)。懷特關於“文化和網絡互構”的思想衍生出文化社會學的詮釋結構主義(hermeneuticstructuralism),同時推動了美國社會學學會文化社會學部“意義與測量”工作組的成立(Pachucki&Breiger,2010)。

 

這一工作組力圖把敘事結構轉化為網絡特征,進而用網絡分析測量意義的微觀結構,將意義的複雜性化約為一般性的結構原則(Mohr,1998)。而測量和化約的關鍵就在於敘事序列(narrativesequences),敘事序列是子句之間的關係結構。子句對應事件,子句之間的排序對應事件的順序,子句與子句的關係對應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敘事序列的這一特征與網絡數據相當類似:事件是網絡節點(nodes),事件間的聯系是線,事件聯系的方向是箭頭。每個故事都是一張複雜的敘事元素網絡圖。複雜的序列表現為網絡節點的集聚和高密度的元素結(knots),代表故事情節複雜;簡單序列則表現為低密度的元素鏈(chains),代表故事情節單薄。不僅情節的結構對應著一定的網絡特征,故事的連貫性(coherence)也是如此。起點元素到終點元素之間的距離(steps)越大,表示敘事深度越深,故事越完整流暢;間接聯系上的元素比例越大,說明故事的邏輯性越強,而網絡中的冗餘(redundancy)越低,說明橋梁事件(bridgeevents)的作用越大。

 

應用敘事的網絡特征,貝爾曼(PeterBearman)與斯托弗(KatherineStovel)在《成為納粹》中,分析了一位納粹成員入黨前後的自述,通過測量敘事結構的變化來解碼納粹身份的形成過程(Bearman&Stovel,2000)。作者發現成為納粹(becoming)與作為納粹(being)這兩個故事的內容極為相似,但組織這些內容的結構卻大不相同。第一個故事無論從敘事深度、情節複雜度、故事連貫性上都大大高於後者。同時,第一個故事中認知類元素不但彼此相連,且與其他元素聯系緊密。但在第二個故事中,認知元素與其他元素的聯系則非常少。這意味著敘事者的歸因頻率和自我反思的程度都在下降。雖然兩個故事都沒有出現類似“失去自我”之類的文字,但敘事序列分析卻表明,加入納粹的過程伴隨著自我的流失。

比起詮釋故事的含義,網絡化的結構分析有三個優勢。第一,它抓住了故事生產和組織意義的規則,並且將規則以可識別、可測量的方式外化出來。第二,它抓住了故事的完整性,把每個故事都看作一個完整的意義系統。雖然深度、情節複雜度、故事的連貫性與邏輯性都無法依靠詮釋敘事片段獲得,但網絡分析可以測量整體性的各個方面。第三,它沿襲了敘事理論對範疇性認同的批判,將敘事看作身份認同本身,從而避免了動機前置的錯誤。通過解碼敘事序列,此類作品清晰呈現了動機的形成過程,以及動機、敘事時間與事件有著怎樣的共生關係,繼而表明敘事不是動機的投射,敘事就是動機本身。

 

除卻子句之間的網絡,敘事信息的語義語法結構也呈現出一定的網絡聯系,即行動主體(subject)和客體(object)圍繞行動(action)聯系起來構成事件,每個SAO都代表了行動者之間的一種網絡聯系,S與O分別是網絡節點,A是將兩者聯系起來的線。研究者可以通過提取SAO結構,使內嵌在故事中的信息外顯出來,繼而進行模型處理(Franzosi,1998)。蒂利(CharlesTilly)有關1758-1834年英國大眾抗爭的研究可以視作應用SAO分析的典型。蒂利將抗爭性的集聚事件(contentiousgatherings)的歷史記錄簡化為SAO形式,即誰(S)對誰(O)采取了什麽行動(A),從而提取出大量歷史資料中的敘事信息,將1584個動詞歸納為8個類別,再依據這些類別重組碎片化的抗爭敘事,建立包含民眾與統治者兩方面、多個社會群體之間的群際關係網,觀察SAO關係在20年中的變化,得出民眾抗爭的議會化的結論(Tilly,1997)。SAO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會學在平衡“微觀層面行動者能動性”與“宏觀層面歷史結構性”上的困境。通過展示不同群體如何調整行動及其訴求對象,蒂利把建立因果關係的任務轉化為刻畫社會過程的工作,在呈現變化和機制的同時充分解釋了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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