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訪談的一位商人業主C的敘述為例。當他回憶自己的一次庭審經歷時說了這樣三句話：（1）當事人在陳述意見，法官不聽了，走了。（2）這在全世界的法官中都是罕見的。（3）大家都很憤怒。三句話中，只有第一句和第三句是敘事句，拿掉第二句不影響整個故事的走向，但調換第一句和第三句的位置則會改變故事的含義，形成另外一種因果關係：因為大家很憤怒，所以法官走了。

如此，社會學家即可把敘事視為依序列排列的事件的線性組織。構成故事的句子之間存在彼此相連的位置關係，位置關係的改變會影響故事的意思（meaning）。敘事結構與敘事內容、敘事要素與故事整體，呈現一種類似於波粒二象性的一體兩面，這一性質是故事得以制造意義的結構性基礎。社會網絡學派敏銳地捕捉到敘事的網絡結構，試圖用網絡分析來彌合文化與結構間的二元對立。1992年，懷特（HarrisonWhite）在《身份與控制》中用身份形成和敘事作為機制，解釋行動者如何在社會空間（socialspace）中維持社會位置（socialpositions）並在位置之間進行移動，因為“故事描摹出網絡中的關係（tie），社會網絡是意義的網絡”（White，1992:65）。懷特關於“文化和網絡互構”的思想衍生出文化社會學的詮釋結構主義（hermeneuticstructuralism），同時推動了美國社會學學會文化社會學部“意義與測量”工作組的成立（Pachucki&Breiger，2010）。

這一工作組力圖把敘事結構轉化為網絡特征，進而用網絡分析測量意義的微觀結構，將意義的複雜性化約為一般性的結構原則（Mohr，1998）。而測量和化約的關鍵就在於敘事序列（narrativesequences），敘事序列是子句之間的關係結構。子句對應事件，子句之間的排序對應事件的順序，子句與子句的關係對應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敘事序列的這一特征與網絡數據相當類似：事件是網絡節點（nodes），事件間的聯系是線，事件聯系的方向是箭頭。每個故事都是一張複雜的敘事元素網絡圖。複雜的序列表現為網絡節點的集聚和高密度的元素結（knots），代表故事情節複雜；簡單序列則表現為低密度的元素鏈（chains），代表故事情節單薄。不僅情節的結構對應著一定的網絡特征，故事的連貫性（coherence）也是如此。起點元素到終點元素之間的距離（steps）越大，表示敘事深度越深，故事越完整流暢；間接聯系上的元素比例越大，說明故事的邏輯性越強，而網絡中的冗餘（redundancy）越低，說明橋梁事件（bridgeevents）的作用越大。

應用敘事的網絡特征，貝爾曼（PeterBearman）與斯托弗（KatherineStovel）在《成為納粹》中，分析了一位納粹成員入黨前後的自述，通過測量敘事結構的變化來解碼納粹身份的形成過程（Bearman&Stovel，2000）。作者發現成為納粹（becoming）與作為納粹（being）這兩個故事的內容極為相似，但組織這些內容的結構卻大不相同。第一個故事無論從敘事深度、情節複雜度、故事連貫性上都大大高於後者。同時，第一個故事中認知類元素不但彼此相連，且與其他元素聯系緊密。但在第二個故事中，認知元素與其他元素的聯系則非常少。這意味著敘事者的歸因頻率和自我反思的程度都在下降。雖然兩個故事都沒有出現類似“失去自我”之類的文字，但敘事序列分析卻表明，加入納粹的過程伴隨著自我的流失。

比起詮釋故事的含義，網絡化的結構分析有三個優勢。第一，它抓住了故事生產和組織意義的規則，並且將規則以可識別、可測量的方式外化出來。第二，它抓住了故事的完整性，把每個故事都看作一個完整的意義系統。雖然深度、情節複雜度、故事的連貫性與邏輯性都無法依靠詮釋敘事片段獲得，但網絡分析可以測量整體性的各個方面。第三，它沿襲了敘事理論對範疇性認同的批判，將敘事看作身份認同本身，從而避免了動機前置的錯誤。通過解碼敘事序列，此類作品清晰呈現了動機的形成過程，以及動機、敘事時間與事件有著怎樣的共生關係，繼而表明敘事不是動機的投射，敘事就是動機本身。

除卻子句之間的網絡，敘事信息的語義語法結構也呈現出一定的網絡聯系，即行動主體（subject）和客體（object）圍繞行動（action）聯系起來構成事件，每個SAO都代表了行動者之間的一種網絡聯系，S與O分別是網絡節點，A是將兩者聯系起來的線。研究者可以通過提取SAO結構，使內嵌在故事中的信息外顯出來，繼而進行模型處理（Franzosi，1998）。蒂利（CharlesTilly）有關1758-1834年英國大眾抗爭的研究可以視作應用SAO分析的典型。蒂利將抗爭性的集聚事件（contentiousgatherings）的歷史記錄簡化為SAO形式，即誰（S）對誰（O）采取了什麽行動（A），從而提取出大量歷史資料中的敘事信息，將1584個動詞歸納為8個類別，再依據這些類別重組碎片化的抗爭敘事，建立包含民眾與統治者兩方面、多個社會群體之間的群際關係網，觀察SAO關係在20年中的變化，得出民眾抗爭的議會化的結論（Tilly，1997）。SAO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會學在平衡“微觀層面行動者能動性”與“宏觀層面歷史結構性”上的困境。通過展示不同群體如何調整行動及其訴求對象，蒂利把建立因果關係的任務轉化為刻畫社會過程的工作，在呈現變化和機制的同時充分解釋了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