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塔所言的這種盲點，實為科學表達方式背後的霸權。而故事之所以可以挑戰霸權，在於它隱含的道德意涵與會意空間。

首先，科學表達方式是對社會的一種相對扁平化描述，它將事件與人和他們所嵌入的情境分離開來以滿足形式要件，變相地壓縮了生活、經驗、意識或行動所蘊含的複雜意義（Mishler，1986;Bruner，1986)。這種分離和形式邏輯塑造了中立感與客觀感，但代價卻是隱藏知識生產的政治過程。

以統計報告為例，通過研究19世紀中期法國巴黎的工業數據，斯考特（Joan Scott）提出，數據並非社會事實的客觀呈現，而是一套在事實與社會表征之間搭建橋梁的符號系統，如何收集、分析和呈現數據背後，是一系列有關性別與權力的假設。當學者停止思考統計數據背後的情境，他們也就默認了某一版本的社會秩序（Scott，1999）。

而故事則有所不同，任何故事都不是簡單地描述發生了什麽，它必然會談及故事的正當性基礎（normative grounds）（Giddens，1984），也就是懷特所指的故事的道德原則。

同時，在人們用故事來解釋行為、描述行為如何可能又如何受限時，故事就指向了“社會結構怎樣運作”這一主題。換句話說，故事蘊含著社會結構中主體性的根基和限制，這是反抗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其次，講故事由說者和聽者配合完成，需要雙方建構一個會意空間，達成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而建構這一空間意味著敘事者必須要運用一些文化解釋，將其主觀經驗以聽者可以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些文化解釋必然取材於公共的文化資源，如符號、詞匯、隱喻等等，否則故事就成為不可理解、無法表述的東西。因此，即使是最個人化的故事，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公共的。同時，敘事之間彼此連帶，每一個敘事都不完全獨立，都和曾經的敘事以及未言明的敘事聯系在一起，每個故事都是故事之網中的一個節點。

博萊塔（Francesca Polletta）指出，講述發生了什麽，會引出更多的故事來解釋究竟發生了什麽、為什麽發生，由此形成了一個螺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聽眾需要理解或追問行為的過程和原因，會將自己類似的經歷和感受帶入，將故事推出最初的、主觀的和私人的邊界（Polletta，1998）。

敘事的連帶對於反抗的可能性而言非常重要，因為敘事對權力的反轉往往是瑣碎的、策略性的、轉瞬即逝的。但若有新聽眾和新情節不斷加入，故事就需要反復被講述，持續調整和拓展，以喚起其他人類似的經歷和故事。通過這種方式，反抗行為就成為公共敘事資源和公共話語的一部分。此時，個人的故事成為集體的故事——“它指出那些大家沒有意識到的共同經歷，道出了個人困擾背後的共同點”（Fine，2010：665）。

四、敘事的兩種分析路徑：故事與講故事

盡管“敘事轉向”已與社會理論傳統充分融合，並在認同、時空、因果性與權力等多個核心維度激發社會學的想像力，但這種激發多以揚棄的姿態出現。可以說，敘事社會學的興起最初源於反思與批判它的反面，但單純的揚棄容易走入後現代的虛無。因此，如何打造敘事社會學的分析方法才能不止步於空談敘事意味，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

筆者認為，如同敘事思潮從文學、歷史出發，進而駛入社會學一樣，社會學的敘事分析，也深深烙刻著多學科源流的印記。一方面，社會學家在結構語言學知識的基礎上，探究敘事作為文本的結構，並將其與社會學的測量工具相結合，嘗試以結構化的方式揭開文化的語言密碼；另一方面，也有社會學家脫離開敘事的文本特征，將敘事視為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和造義過程，轉而以民族誌的方法探究敘事情境如何形塑敘事活動。可以說，前者在分析“故事”，而後者在分析“講故事”。

（一）作為文本的故事

拉波夫（William Labov）模型提供了首個在微觀層面詳細考察敘事的分析工具。在此之前，社會學對敘事有描述和詮釋，卻沒有正式的結構性分析。拉波夫將敘事定義為“通過匹配子句的字面順序，與真實發生過的事件順序來重述過去的經歷”（Labov & Waletsky，1997:12），敘事的基本架構則是一系列按時間順序排列的語句。

語句有兩類：自由語句（free clause）和敘事語句（narrative clause）。第一類不包含時間要素，可以自由變化在文本中的位置，卻不改變敘事的意思；第二類輸出敘事的核心要素，一旦改變這些語句的順序，就會使敘事的意思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