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為行動的講故事

深入故事文本內部固然可以作出極為精致的結構化分析，但這種深度解碼也同時造成了它的困境。首先，這種路徑將每個故事都視為，一個獨立且具有完整性的意義系統，視點集中在系統的內部，因此生產這一意義系統的社會情境則被置於盲區。米什勒（Elliot Mishler）認為，拉波夫一派的研究沒有關注訪談情境在生產敘事中的作用，而是假定故事就在那里，只待發掘（Mishler，1997）。其次，在現實生活中，敘述者很少以時間順序來講故事，而是以對話形式片段零散地講述。這種嚴格注重子句順序的結構主義方式，並不能完全關照故事的複雜性，換句話說，結構主義的敘事分析只揀選了他們能夠分析的故事。常人方法學家也提出了相似的批評，認為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是在敘述者與接受者來來回回的談話中形成的，而這種分析卻完全沒有提到聽者對故事的形塑（Schegloff，1997）。可以說，敘事事件取向的分析是一種對故事文本的靜態解讀，而事實上，故事卻是一個從無到有、由淺入深、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不應忽略它的生產過程與生產環境。有學者將這種由文本到實踐的變化稱為“第二次敘事轉向”（Gubrium & Holstein，2007：247）。

講故事是第二次敘事轉向的視點，故事被視為講述行為的產品，而產品的內容與組織結構受到外部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的形塑。講故事即是講述者與傾聽者之間傳達、接收、溝通、動員周邊資源的互動過程。

研究者要問的是，在“何種情境”下，故事由“誰”講給“誰”聽，又造成“何種後果”，因此敘事情境效應、敘事者效應以及敘事行為效用，成為研究者關心的重點。

1.敘事情境效應

敘事情境主要指講故事，所嵌入的制度與組織環境，它在兩個方面形塑著敘事行為。

第一個方面是“何時敘事”。情境中的聽眾影響著講故事的時間，他們有時期待聽到故事，有時又排斥故事的講述。例如，在反性別歧視案件“平等機會委員會訴西爾斯公司”中（EEOC v. Sears，Roebuck & Co.），聯邦法庭明確表達了這種期待，它要求原告需提供受歧視婦女的個案敘述，而不是委員會提交的統計數字。

法庭相信既然沒有具體的例證表明歧視如何發生，那麽西爾斯公司的隔離政策，很可能是女職員自己的選擇（Schultz，1990:1796）。不過講故事並不總是會受到法官的歡迎。薩拉特（Austin Sarat）發現，法官經常打斷證人，禁止其講述與案情無關的信息，或展開具體的故事情節，故事性反而會降低訴訟者證詞的可信度（Sarat & Felstiner，1988）。

第二個方面是“如何敘事”，因為故事並不是敘說者的個人產品，而是多個參與者共同合作的產物，社會與文化規範形塑著合作的形態。同樣以訴訟為背景，吳桂行（Ng Kwai Hang）考察了在香港中英文法庭中講故事的差別。他發現在英文庭審中，敘事過程全部由準確清晰的詞匯組成，證人也會以簡練精準的語言對律師的問題進行作答，很少主動問（Ng，2009）。

故事的講述遵循著減少歧義追求精準的程序設定，證人扮演著被動陳述的角色。然而，在粵語庭審中，證人的角色則積極得多，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定義關鍵概念，主動發起“尋根究底”的語言遊戲（catching fleas in words），並加入大量的敘事性元素，偏離交叉質詢的標準程序。語言轉換帶動了證人講故事的積極性與整個庭審控制模式的轉變。

2.敘事者效應

講故事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研究者發現從整體上看，女性更難通過講述來分享自己的感受和體會，她們的性別角色限制了其講故事的意願和記憶方式。郭于華對陜北農村女性口述史的研究有力地表明了這一點。

她指出，當被問及關於政治動員、土地轉移和家庭財產計價等問題時，婦女很難像男性村民那樣給予明確的講述，她們的回答多是“‘不曉得’，‘不記了’，‘那妳得問老漢去’”（郭于華，2003:80）。女性在政治與公共生活中的邊緣身份，阻礙了她們講述時標明確、邏輯清晰的故事，或者說，她們用來講故事的話語是高度情感化和身體化的，與男性擅長運用的公開的、正式的話語不同。

但講故事的性別模式有更加複雜的面向，它與故事的內容和講述行為發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李思曼（Catherine Riessman）系統地，對比了男性和女性如何講述離婚經歷。她發現，美國白人女性更傾向於講述離婚給生活帶來的積極作用，例如離婚如何使她們獲得對生活的掌控感，她們也更容易通過戲劇性地講述離婚故事來緩解情緒，得到聽眾的情感支持（Riessman，1990）。

但美國白人男性則更多談及，“理想婚姻與真實婚姻”的反差，以及婚姻失敗後的迷茫。同時，他們也缺乏講述故事的情緒性用語，這種講述的克制來自於文化規範對男性的約束，阻礙了他們表達情緒，同時又限制其從聽眾中獲得情感支持。男女在講述離婚故事上的差異，影響著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恢復過程。

除性別外，社會經濟地位也影響著敘事行為，因為，講述是對文化資本的組織與動員。例如，布迪厄指出工人階級在敘事中，會更多地使用與男子氣概相關的詞匯（Bourdieu，1984:192）。

拉魯（Annette Lareau）比較了不同階級的教養模式，發現中產階級兒童更多使用正式的、書面的、複雜的詞匯，而工人階級兒童則傾向於使用口語化的、簡單的詞匯（Lareau，2011）。用詞上的差別影響了他們在課堂、學校、診所等公共機構中的表現，再生產出階級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