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馮驥才自《神鞭》以後，另有一番世俗樣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裏有股“純侃”精神，沒有四川人擺“龍門陣”的妖狂，也沒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賣烤白薯的都會言說政治局人事變遷，天津是調侃自己，應對神速，幽默嫵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圓形，質好多變。

侃功甚難，難在五谷雜糧都要會種會收，常常比只經營大田要聰要明。天津一地的聰明圓轉，因為在北京這個“天子”腳邊，埋沒太久了。

天津比之上海，百多年來亦是有租界歷史的，世俗間卻並不媚洋，原因我不知道，要由天津人來說。

我之所以提到天津，亦是有我長期的一個心結。近年所提的暴力語言，在文學上普通話算一個。普通話是最死板的一種語言，作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話無可非議，用到文學上，則像魯迅說的“濕背心”，穿上還不如不穿上，可是規定要穿。

若詳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藝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話。

但北京話太接近普通話，俗語而在首善之區，所以得以滑脫普通話的規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沒有占到便宜。

以生動來講，方言永遠優於普通話，但普通話處於權力地位，對以方言為第一語言的作家來說，普通話有暴力感。內地的電影，亦是規定用普通話，現在的領袖傳記片，毛澤東說湖南話，同是湖南人的劉少奇卻講普通話，令人一楞，覺得劉少奇沒有權力。

由於北京的政治地位，又由於北京方言混淆於普通話，所以北京方言已經成了次暴力語言，北京人也多有令人討厭的大北京主義，這在內地的世俗生活中很容易感到。我從鄉下回到北京，對這一點特別觸目驚心。馮驥才小說的世俗語言，因為是天津方言，所以生動出另外的樣貌，又因為屬北方方言，雖是天子腳邊作亂，天子倒麻痹了，其他省的作家，就沾不了多少這種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