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海上執法國際合作機制

 建立、完善海上執法國際合作機制，是解決非傳統海洋安全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廣義的海上執法，是對海上力量的綜合利用，包括查處一般性違法、打擊海上犯罪、搜救和賑災等。海上執法國際合作也主要在上述幾個領域開展。合作的表現形式包括：信息溝通、人員互訪、業務交流、人才培訓、海上行動協調與配合、平台（船舶或飛機）共享等。海上行動的協調與配合則涵蓋了情報交換、聯合巡邏、共同執法、案件移交、司法協助、聯合演習（桌面推演和實地演習）等等方式。中國參與的海上執法國際合作實踐有兩個較新實例：一是“北太平洋地區海岸警備執法機構論壇”（NPCGF） 35；二是索馬裏海域打擊海盜。

 目前，海上執法的國際合作存在若幹不利因素。比如：法律因素；各國對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的管轄範圍和管轄事項的理解有時存在分歧，各國就《公約》內容實施國內立法的程度和水平不一。再如，體制因素；各國的海上執法體制並不統一，有的國家內部存在組織混亂、職能交叉、工作交集、信息不通、聯動不能等現象，限制了對外合作。又如，非傳統海洋安全問題本身邊界比較模糊，與傳統的海洋安全因素密切相關，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加上各國海上執法力量的角色定位並不相同，有的具有軍事化、準軍事化色彩，有的偏向政府管理部門身份，合作起來難以充分互信、有效對接。最具挑戰性的一點是，在建立區域性、全球性的海上執法多邊合作機制過程中，地緣政治、國際戰略博弈的因素有時難以剔除，圍繞自身國家利益的主導權爭奪和杯葛現象十分常見。

六、結論

本文是對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ernance）的基本概念、主體、客體和方法的初步探討。在筆者看來，文中提到的ICOM沒能得到有效推廣以及海上執法國際合作面臨各種不利因素，其部分原因可能並不在於海洋治理問題本身；有些問題屬於全球性問題，必須以更為宏觀的視角——如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予以分析和探討。除了技術之外，全球海洋治理面對的問題，大都屬於全球性問題和全球治理問題；全球海洋治理遭遇的困難是全球治理面對的一般性困難和海洋領域特殊困難的綜合和疊加。

筆者認為，建構比較良好的全球海洋治理理論與實踐體系，應當基於兩個維度：一方面離不開全球化、全球治理基本理論和原理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對海洋治理自身特性和規律的探究。而且，僵化、封閉、單一的海洋治理方法難以為繼；只有在基本方法、專業方法和技術方法的綜合集成、持續進化的前提下，全球海洋治理才能取得成功，得到好的效果 36。 

參考文獻 

 1、2008年12月5日，聯合國大會決定，從2009年起，將6月8日定為“世界海洋日”（聯合國第63/111號決議）。聯合國正式確定世界海洋日，為提高全人類的海洋意識和使人類更好地認識海洋面臨的挑戰提供了機遇。

 2、轉引自《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13）》，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課題組；海洋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3、參見“全球關系與全球研究”一文，作者：陳玉剛；《全球學的構建與全球治理》第20頁，蔡拓、劉貞曄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4、參見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r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ublished by Polity, 1990,p.64。

 5、參見“全球政治和拓展與全球治理、區域治理：全球規模問題群的解決和日本、中國、中日關系”，作者：星野昭吉；《全球政治與東亞區域化：全球化、區域化與中日關系》第5頁；星野昭吉、劉小林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6、參見佛教《 楞嚴經 》：“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

 7、參見“世界化時代之安全問題與安全系統工程——兼論科學的安全與發展觀”一文，作者：霍憲丹、常遠、楊建廣；《中國監獄學刊》（雙月刊），2005年第4期（總第120期）。

 8、參見“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作者：[英]托尼·麥克格魯；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

 9、參見《沒有政府的治理》，[美]羅西瑙主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參見“全球治理引論”一文，作者：俞可平；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

 11、參見“全球治理的中國視角與實踐”一文，作者：蔡拓；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12、參見“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一種政治發展視角的分析”一文，作者：蔡拓、曹亞斌；《全球學的構建與全球治理》第59-72頁，蔡拓、劉貞曄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13、參見《全球化理論研究路徑與理論論爭》，[英]戴維·郝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主編，王生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14、參見《全球學的構建與全球治理》，蔡拓、劉貞曄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15、參見《全球通史》，作者：[美] 斯塔夫理阿諾斯 ，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參見《全球化的關鍵概念》，托馬斯·許蘭德·埃裏克森著，周雲水等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17、參見《美國海洋政策的未來—新世紀的選擇》，作者：[美]比蓮娜·西西恩-賽恩（Biliana Cicin-Sain）和羅伯特·內徹（Robert W.Knecht），張耀光、韓增林譯；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

 18、參見《政府海洋管理研究》第22到23頁，作者：崔旺來；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

 19、參見《海洋綜合管理手冊——衡量沿岸和海洋綜合管理過程和成效的手冊》第二章“海洋綜合管理指標的應用”第7-22頁，林寧、黃南艷、吳克勤等譯。

 20、同上。

 21、同上。

 22、參見《海洋綜合管理手冊——衡量沿岸和海洋綜合管理過程和成效的手冊》第1頁，林寧、黃南艷、吳克勤等譯。

 23、參見“International Law and Ocean Management”， Lawrence Juda；New York;Published by Routledge,1996;

 24、參見“Designing the Ocean Policy Future: An Essay on How I Am Going To Do That”, Robert Friedheim;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31:183-195,2000。

 25、“評價的評價”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共同組織的計劃，是全球海洋環境狀況（包括社會和經濟狀況）常規報告與評價工作的起始階段的組成部分。其工作基礎是其他國際論壇和各國海洋環境主管部門已經開展的相關工作。

 26、參見“全球公民社會的治理參與及其政治效應”一文，作者：劉貞曄、李曉樂；《全球學的構建與全球治理》第222-225頁，蔡拓、劉貞曄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27、參見“非政府組織與2008年《集束彈藥公約》：走向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一文，作者：黃志雄；《全球學的構建與全球治理》第207頁，蔡拓、劉貞曄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28、參見“氣候變化條件下海洋環境治理的跨制度合作機制可能性研究”，作者：李良才，《太平洋學報》2012年第6期。

 29、參見“海洋治理中的制度設計：反向建構的過程”，作者：趙隆；《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

 30、參見《系統論——系統科學哲學》，第180頁；魏宏森、曾國屏著；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1、參見《全球覆雜性》第9頁，約翰·厄裏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32、參見“全球學：時代呼喚的新學科”一文，作者：蔡拓；《全球學的構建與全球治理》第14、15頁，蔡拓、劉貞曄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33、參見《海洋綜合管理手冊——衡量沿岸和海洋綜合管理過程和成效的手冊》第四章“生態指標”第35頁，林寧、黃南艷、吳克勤等譯。

 34、參見《基於生態系統的海岸帶管理——以上海崇明東灘為例》第14-16頁，張利權、袁琳等著；海洋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35、“北太平洋地區海岸警備執法機構論壇”於2000年成立，由中國的海上執法隊伍、俄羅斯邊防總局(RFBC)、美國海岸警備隊(USCG)、日本海岸警備隊(JCG)、加拿大海岸警備隊(CCG)、韓國海洋警察廳(KNMPA)組成。2013年以前，中國代表團由公安部邊防海警牽頭，中國海監、中國海事、中國漁政、海關緝私參加；2013年，中國組建中國海警局，將除中國海事以外的四家海上執法力量進行了整合。該論壇旨在通過年度例會磋商，推動成員機構深化海上執法國際合作，論壇每年召開一次專家會和高官會，由成員機構輪流辦會。

 36、筆者曾於2010年參加了IOI主辦的國際海洋管理、法律與政策高級培訓班。從教學模塊來看，IOI已經擁有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ernance）的大部分技術工具，但嚴格意義上的方法論系統並未形成。該次培訓班對於海洋治理的探討並沒有和全球化背景緊密結合，主要停留在技術方法層面，相關的專業方法（如國際政治學、國際法學、經濟學等）更新不足，對於基本方法（即“元方法”）的研究也比較薄弱。而當時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理論已經形成熱潮。（愛思想網站 2014-03-18 ）（作者是國家海洋局中國海監總隊 北京 100860）本文發表於《海洋開發與管理》2014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