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海洋油氣、海洋礦產等不可再生資源勘探開發缺少科學統籌；另一方面，可再生、可重覆利用海洋資源和能源的開發利用進展緩慢，難以形成規模。發達國家盡管占據技術領先地位，但在海洋資源勘探開發技術風險的管控方面，並不值得信任。美國墨西哥灣的特大溢油事件是個明證。而在在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剛剛起步，既缺少資金、裝備、技術以及管理經驗的支持，也缺乏預見、防範和處理風險的經驗和能力。

（四）海洋技術國際轉讓問題

 廣義的海洋技術包括海洋科學與技術和海洋管理經驗與技術。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四部分“海洋技術的發展和轉讓”，第266條規定，“各國應直接或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按照其能力進行合作，積極促進在公平合理的條款和條件上發展和轉讓海洋科學和海洋技術。各國應對在海洋科學和技術能力方面可能需要並要求技術援助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包括內陸國和地理不利國，促進其在海洋資源的勘探、開發、養護和管理，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海洋科學研究以及符合本公約的海洋環境內其他活動等方面海洋科學和技術能力的發展，以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各國應盡力促進有利的經濟和法律條件，以便在公平的基礎上為所有有關各方的利益轉讓海洋技術。”

 海洋技術的國際轉讓是一個長期性難題。全球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亟需海洋高新技術的援助，以提升自身的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海洋管理和公益服務能力。但是，發達國家在轉移制造業基地、轉嫁環境和人力成本的同時，並沒有積極轉讓科學技術。一些國家出於片面的軍事安全和商業利益考慮，對關鍵技術出口進行嚴格限制。另一方面，有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自身欠缺先進設備、高新技術引進的系統性條件，如教育水平、培訓機制等。

（五）氣候變化與海洋的關系問題

 氣候變化正在給世界海洋環境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氣候變化導致海洋環境出現以水溫升高、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物理和化學的連鎖反應。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之間的協同作用也將進一步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對於海洋生態系統的負面影響。按照發展趨勢，太平洋上的低地島國（如基裏巴斯、庫克群島、瑙魯和西薩摩亞等國）、擁有灌溉耕地平原的亞洲國家（如中國、印度、泰國、越南、印尼等）、包括歐美在內的許多瀕海國家，都將面臨海平面上升侵吞國土的嚴峻威脅。

 人類社會亟需在科學層面上加強對海洋與大氣、氣候之間的關聯性研究，同時促進和加強海洋治理與氣候變化應對之間的政策聯系，實施跨制度合作 28。

 上述問題的解決，必須以全球海洋治理結構的建立、完善為前提。阻礙全球海洋治理結構完善、升級的，是原有、守舊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有學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海洋制度圍繞海上擴張、控制海外殖民地和開拓海外市場三個根本需求進行構建，這導致各國在處理海洋問題時的霸權思維，表現為：排他性、擴張性和無序性 29。“海權論”（Sea Power）是霸權思維的高級形式。《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出台以後，世界範圍內興起“海洋圈地”運動。世界各國（主要是相鄰、相向國家）之間很多存在海域劃界爭議，島礁主權爭端，海洋資源爭奪，以及對於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以及公海區域內特定事項管轄權的法律立場分歧，等等。有的海洋權益糾紛甚至會和沿海國的國內政治局勢、地區戰略格局、大國政治博弈發生關聯和耦合，成為國家內部、地區甚至全球政治秩序的不穩定因素。這些問題背後，多少都有“海權論”（Sea Power）的影子。人類要確保世界和平與發展，實現全球海洋善治（Good Governance）,就必須建立共生性、克制性、有序性的合作新思維，以取代對抗性的“海權論”（Sea Power）舊思維。

五、全球海洋治理的方法

 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ernance）是一個覆雜性問題；涉及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諸多現象。全球海洋治理需要國際政治、國際法、經濟、公共管理、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等多個學科的理論支撐，幾乎涵蓋一般意義上的現代科學領域——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和技術科學。筆者認為，全球海洋治理的方法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基本方法、專業方法和技術性方法。（一）基本方法基本方法又稱“元方法”（Fundamental Method），亦即哲學方法。哲學是對世界本質及其意義的研究，表現出根本性探究、整體性思考、終極性關懷，以及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的指導性等特點。海洋是一個大系統，人類社會是一個開放的覆雜巨系統 30。海洋的開發利用和管理是一個覆雜現象，全球海洋治理是一個覆雜性問題。對於這樣一個覆雜性問題，適宜用系統哲學、系統科學、系統工程的視角和邏輯（即系統理論和方法）去認知和分析。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覆雜性科學（Complexity Sciences），是系統科學發展的新階段，也是當代 科學 發展的前沿領域之一。覆雜性科學的發展，不僅引發了 自然科學 界的變革，而且也日益滲透到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覆雜性科學與傳統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在理念和思維上的本質區別是：覆雜性科學轉向強調非平衡狀態、非決定論，重視概率化，強調轉向非線性發展、重視隨機性，從還原主義、機械主義轉向有機論和整體論，重視物理、生物、社會領域的現象和結構向更高組織層次和更大覆雜性的會聚、進化。英國學者約翰·厄裏（John·Urry）認為，把“全球化”和“覆雜性”結合起來，目的是為了向人們揭示全球化的過程其實是內含有一套湧現系統（a Set of Emergent Systems）的，這套湧現系統的特性和模式是：它們經常遠離平衡態。覆雜性強調，存在多種多樣網絡化的時空路徑以及經常的、大量的因果非線性關系；同時又強調，不可預見性以及不可逆性似乎是所有社會系統和物理系統的特征 31。

 國內已經有學者將系統哲學和覆雜性科學引入國際政治理論 32。全球性海洋問題、全球海洋治理問題具有鮮明的覆雜性、多維度性、非線性、不平衡性、整體性、自組織性和湧現性，本質上需要覆雜性科學原理和方法的指導。（二）專業方法 專業方法（Professional Approach）是“元方法”指導下的具體應用方法。比如，在實施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ernance）時，需要運用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哲學、自然科學（海洋學）、工程技術等學科工具（基本理論和方法），對在海洋領域遇到的共同危機或面對的共同利益進行專業分析；需要運用法學、外交學、歷史學、哲學、心理學、文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和技巧進行協商和談判；以共同解決在利用海洋空間的各種活動和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活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制定和實施全球性或跨國性的法律、規範、原則、戰略、規劃、計劃和政策等，並采取相應具體措施的過程中，國際政治、國際法律、經濟、軍事、公共管理、海洋科學、工程技術等學科的知識和工具必不可少。此外，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目標是建立和維護主體間關系（國家、組織和個人）和人海關系的和諧，因此人類積極理念的建立和推廣，還需要倫理學、宗教學、文化學和傳播學等的知識支持。

 概言之，只要是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ernance）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用到的知識和方法，都有可能成為其專業方法；而主要的專業方法就是政治（國際政治）、法律（國際法）、經濟、管理（公共管理）、海洋科學、工程技術；等等。（三）技術性方法全球海洋治理的技術性方法，是指在“元方法”統攝和“專業方法”支撐下，針對特定客體、具體對象而采取的技術性措施。前文闡述的全球海洋治理問題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海洋環境和資源開發利用問題，如海洋健康問題、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問題、氣候變化與海洋的關系問題，以及相關的海洋技術轉讓問題等。二是海上安全與秩序問題，如非傳統海洋安全問題，涉及查處一般違法、打擊犯罪、搜救和賑災等。針對以上兩類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實施海洋綜合管理（ICOM）和建立海上執法國際合作機制。

1、海洋綜合管理（ICOM）

 基於生態系統管理方法（EBM）的海洋綜合管理（ICOM）是當前全球海洋治理處理海洋環境和資源開發利用問題的具體技術方法和主要目標之一，具有鮮明的技術性，可以定義為技術方法（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lan）。海洋綜合管理（ICOM）的總體目標是為了從沿岸和海洋生態系統中獲取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保持這些生態系統與其健康和生產力密切相關的生物物理特性。對沿岸和海洋的人類活動的管理必須考慮生態系統健康的核心方面。海洋學、生物學、生物物理學、地質學、地理學和生態學概念和參數的綜合對於科學家、ICOM管理者和決策者處理生態系統尺度的環境問題具有指導作用 33。

 EBM的內涵包括三個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綜合管理，即管理過程中必須考慮生態的、經濟的、社會的和體制等各方面因素；二是，管理對象是對生態系統造成影響的人類活動，而不是生態系統本身；三是，管理的目標是維持生態系統健康和可持續利用。EBM的基本框架和步驟是：研究範圍界定→管理目標設定→基礎信息收集與基本生態學問題的分析和評價→系統綜合→在管理對象中執行管理方案→生態系統和管理效果監測和評價→構建管理平台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