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nier（2010）指出災民的困境遠不僅止於財物的損失而已，被迫離開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領域後，災民可能因缺乏生計來源而向高利貸低頭，或賤賣資產，或投入於低風險、低報酬的農事和臨時工作，災害很容易讓災民變成貧民，就如同 Kumar & Newport（2005）所形容的陷入到貧窮的惡性循環（cycle ofpoverty），所以，災後的重建，除了對受難者的創傷輔導、就學就養安置，也必須要致力於生計重建。

以台灣在 1999 年發生的 921 大地震為例，政府部門從 91 年起推出「921 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執行方案」，在重建區中選擇 60 個社造點，給予經費補助和輔之以專業團隊的協力，提供社區與產業重建的規劃與輔導，創造文化產業和發展地方經濟 （廖俊松，2006）。蘇文玲（2013: 19）認為：｢這種型態的重建，讓地方產業發展順勢成為災後重建的重要角色，進而發展出另一種社會企業模式。｣

921 地震受損最為嚴重的是位於台灣中部的台中縣（現已併入台中市）和南投縣，災後重建工作在硬體及家屋興建方面大約僅需兩年時間，但當地的生計和經濟活動卻耗時將近十年，才逐漸恢復。其中最具成效，又最能吸引外出人口回流的都是重視生計重建，而逐漸發展出特色的社區和地區，如表 1。

再以 2009 年莫拉克風災為例，風災受損最為嚴重的社區多半位處偏遠和環境較為敏感的地帶，導致重建的困難度高，也需要更長時程、動用更多的經費。在硬體工程於風災兩年後陸續完成，災民遷入新居之後，災民的生計問題卻更加凸顯，因此，政府部門的莫拉克風災重建計畫，在屆滿三年後又往後延伸三年，轉向以改善居民的生計為重點。


（三）社區產業的多重效益

可混和運用不同的財源，來達成多重效益的目標，尤其是社會目標的實踐，是許多社區組織嘗試經營社會企業的主要原因。有些社區或部落的環境保育行動，讓生態環境獲得休養生息，既可保存自然資源，又可將資源轉化，而有新的運用方式，例如封溪護魚、封山護林，而能以豐富的自然資源轉變成生態旅遊，既可創造新的生計來源，又可減少資源損耗。這就如同蘇文玲（2013：23）的主張，｢除了經濟利益外，社會公益與環境福祉也是地方產業與社會企業的共同發展方向。｣

Clifford 和 Dixon（2006）所提出的”社會生態企業（social ecopreneur）”，凸顯出社區產業的推動亦可兼具有環境的、社會的和經濟的三重效益。這在莫拉克風災的重建區可看到許多實例，例如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重建協會的生活重建、甲仙愛鄉協會的在地產業發展，日光小林的生計發展，屏東霧台愛鄉發展協會的魯凱族生計產業重建、好茶部落的接待家庭文化旅遊、瑪家部落圓夢工程、大社部落原住民工藝文創聚落，以及林邊社區推動的縫紉班等，多半能同時兼顧有生計發展，居民之間的凝聚和互助、族群文化的傳承，以及生態環境之保育等多重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