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室內有「聲音的空間」，室外也是一樣，走過夜路的人都知道，眼睛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野外沒有多大作用，這時辨別方向與位置主要靠耳朵。有意思的是，空間明明是首先訴諸視覺的，人們卻喜歡用聽覺來做出種種表示：《老子》用「雞犬之聲相聞」形容彼此距離之近；英國人對「倫敦佬」的定義為「出生在能聽到聖瑪麗-勒-博教堂鐘聲的地方的人」；[4](P448)麥克盧漢的「地球村」意為全世界已經融合為一個共同的「聽覺空間」，「地球人」在高科技時代變成了能「聽」到相互動靜的鄰居。

以上所舉的三個具體例子都屬「共聽」——發自於不同空間位置的「聆察」，圍繞聲源「定位」出一個相對固定的「聽覺空間」。西方教會的堂區大致相當於教堂鐘聲傳播的範圍，也就是說，「共聽」同一鐘聲的教徒多半在同一座教堂做禮拜。不過在教堂星羅棋布的富庶地區，鐘聲編織的「聲音網絡」更為稠密，對19世紀法國鄉村聽覺文化有深入研究的阿蘭·科爾班繪製了這樣一幅鐘聲地圖：

組成訥沙泰勒昂布賴區(下塞納省)的161個堂區，在1783年擁有231個「掛著鐘」的鐘樓——161個堂區教堂，54個小教堂，7個修道院，9個隱修院。和19世紀相比，這個空間的聲音網絡更稠密，事實上這時堂區網絡也更稠密。另外大修道院和眾多小教堂填補了一些過渡空間的音響空白……估計1793年以前，自格朗庫爾起方圓6公里都能同時聽到分布在19個堂區的50口鐘的聲音。[14](P7)

與鐘聲不絕的法國鄉村一樣，晨鐘暮鼓下的中國古代城市也是某種性質的「聽覺空間」，對時空藝術有獨到見解的巫鴻把老北京的鐘鼓樓看作「聲音性紀念碑」，它們發出的聲音威嚴地回蕩在帝國首都的每一個角落：

作為建築性紀念碑，鐘、鼓樓的政治象征性來自它們與皇城和紫禁城的並列。而作為「聲音性紀念碑」，它們通過無形的聲音信號占據了皇城和紫禁城以外的北京。[15](P127)

這種對空間的聲音「占據」帶有無法抗拒的規訓意味，日復一日的撞鐘擊鼓傳遞出統治者的秩序意誌，控製著「共聽」者的作息起居。不過好景不長，采用西方的計時系統之後，鐘鼓樓作為「聲音性紀念碑」的功能逐漸式微，1884年，國際經度會議將英國確定為中時區(零時區)，格林尼治天文臺的鐘聲從此成為全球「共聽」的中央聲源，昔日的「中央帝國」在世界時區中淪落到「東八區」這樣的邊陴位置。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我們有的城市至今還保留著廢棄鐘鼓樓後在原地建立的西式鐘樓(贛州的「標準鐘」仍為市中心一景)，這一「後殖民」遺物似乎並未引起當地人的反感。

「聽覺空間」不僅訴諸「共聽」，「獨聽」也能單獨支撐起一片「音景」。「獨聽」對中國古代文人來說代表著沈浸於詩的意境，唐代詩文涉及「獨聽」者甚多，如李中的「獨聽月明中」(《遙賦義興潛泉》)、徐鉉的「獨聽空階雨」(《九月三十夜雨寄故人》)以及趙嘏的「獨聽子規千萬聲」(《呂校書雨中見訪》)等，聽覺敘事為營造這些詩中的「畫意」均有貢獻。張繼的《楓橋夜泊》中，鐘聲從「姑蘇城外寒山寺」飄蕩到客船，將月落烏啼、漁火點點的江景統攝為一個聽覺上的整體。同為寂寞難眠的「夜泊」，劉言史的《夜泊潤州江口》卻是「獨聽鐘聲覺寺多」——此起彼伏的鐘聲喚起了詩人寺廟林立的想象。李白《春夜洛城聞笛》的「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借春風之力將笛聲布滿全城；王勃《滕王閣序》的「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聲音彌漫的空間更為遼闊。不過，最為匪夷所思的「音景」還屬李白的《早發白帝城》：長江三峽兩岸猿聲淒厲，詩人乘坐的輕舟在這一「聽覺空間」中飛流直下，仿佛在不斷突破一聲聲猿啼製造的聲音屏障。


（作者簡介：傅修延，江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西 南昌 330027，原刊：江西社會科學，2013 年 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