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姜女傳說，是我國著名的傳統故事之一，在兩千多年前的文獻上，就出現了關於它的原始形態的記錄。它不但擁有相當豐富的文獻資料，而且具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意義（特別是當它的內容和情節有較大變化之後）。在我國傳說學上，乃至於世界傳說學上，它是值得相當重視的。“五四”運動以後，民間歌謠、傳說等，受到當時學術界人士的註意。在20年代中期，對於孟姜女傳說，就有一位學者從文獻上和口頭上進行過一番調查、研究（雖然所有觀點，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並且發表了關於它的“歷史的系統”和“地理的系統”的詳盡論述。稍後，這位學者又把他這方面的主要論文和有關資料編印成三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這是過去學術界大多數人們知道的事情。

這個傳說，最早的記載見於《春秋左氏傳》。《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的記載說：齊侯出兵打莒國，將軍杞梁（殖）在那裏戰死。齊侯回來時，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派人去吊唁。她認為郊外不是吊唁的地方，就拒絕了。結果齊侯只得改去她家裏吊唁。原來故事的大略情節就是這樣。後來在《禮記·檀弓》裏，又添了“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的說法。

從這個著名的故事最初被記錄下來的內容看，它很可能開始是由當時的“士”（武士）階層創作和傳播開來的。根據現代歷史學者們的研究，“士”這個社會階層的成員，有的是從沒落貴族轉來的，有的卻是從庶民上升起來的。它的社會地位是處在上層統治階級和廣大被統治民眾的中間層。他們大都受過一定程度的禮、樂、射、禦、書、數的教育。他們的主要的職務是武事（也有從事文事的，這大概是稍微後起的情況）。像《左傳》等的記述，杞梁妻故事的主題，是一位戰死將軍的妻子，用當時上層社會遵守的禮節，去糾正齊侯“郊吊”的錯誤行為。這個故事，也許原來有某些事實做根據，也可能只是一種純粹的“創作”。不管怎樣，它由武士們口頭傳開來，就會向上向下擴大傳播。當時民眾為什麽會接受這個故事呢？那恐怕是因為他們欣賞那位婦人敢於抗議地位顯赫的齊侯的緣故吧。但是，群眾並不完全滿足於這個故事的原來的說法，在上面所提到的《檀弓》的記載裏，已經給故事“塗上感情的色彩”了。到了戰國和西漢初期，這個故事跟當時齊國民間崇尚的“哭調”（樂歌的一種）相結合，把那位戰死者的妻子說成是一位善唱哀調乃至因而改變國俗的歌唱家了。到了西漢後期和東漢時代，又由善哭派生出哭倒城墻的傳說。西漢劉向在他名義下編著的《列女傳》和《說苑》裏，都記載了杞梁妻的故事。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文獻學者，在自己的著述裏，當然不會漏掉像《左傳》《檀弓》等經典上的記載。但是，他也不能不聽到當時那些有關這位有名古婦人的“齊東野人之語”，並把它記錄下來，內容是說：古婦人為了哀悼她戰死的丈夫，把城墻也哭倒了。東漢的學者王充也記述了當時這個傳統故事的新說法：哭倒了城墻。這位頭腦比較清醒的學者記述這種神話，目的本是為了用理智的話去駁倒它。從東漢末年到後魏，這個傳統故事，一方面添了哭倒梁山的新說法，另一方面沿襲著崩城的說法，說被哭倒的是莒城。這個傳說，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地變化著。但是，更重大的轉變，卻出現在唐人編纂的類書中，那就是下述《琱玉集》中所采錄的《同賢記》的記載：

燕人杞良，因為躲避修築長城的苦役，逃入了孟超家的後園，從樹上看見孟家姑娘仲姿正在池裏洗澡。她因為自己的身體已被杞良所看見，就要求他娶她。他推辭不得，她的父親也同意他們的結合。婚後，杞良回到工地覆工，被主管的官吏所殺害，屍首被築入城墻內。仲姿知道消息後，就到長城下去痛哭。城墻倒了，她為了辨認亂屍堆裏的丈夫骸骨，就刺指出血，血滴到杞良的骸骨上，即註了進去。於是，她便收拾丈夫的骸骨回鄉。

這個傳說內容大轉變後的新形態記錄，也見於唐代別的學者的著述中。去安葬。

被保存在日本的唐寫本《文選集註》殘卷，在魏曹植《求通親親表》的註文（影印本第八冊）裏，關於這個傳說，有著跟《同賢記》記載情節大略相似的說法。在那段文字裏，女主人公的姓名叫做“孟姿”，也和《同賢記》的只差一個“仲”字，可見也是從當時民間口頭記下來的新說法。

為了說明這個著名傳說內容情節大轉變的原因，必須查明《同賢記》著作產生的時期和有關的歷史背景。上文提到《同賢記》的記述見於《琱玉集》。我們現在不知道《琱玉集》這部類書的編撰者到底是誰。只能根據日本抄本卷後所記“天平十九年寫”的字樣（按天平十九年，即唐玄宗天寶六年，公元747年），推斷這部書在盛唐時代已經被傳到日本。同樣不幸的是，《同賢記》這部書，我們也不知道它的著者是什麽人，它的產生時代也很難推測。

《同賢記》不見於歷代書目，《琱玉集》又是殘卷，它采錄自《同賢記》的記事只存三則，沒法推定它的著作年代。因此，我們不能不從《琱玉集》上去尋線索。這部類書在盛唐已經東渡日本（它可能是當時在長安留學的學者帶回去或抄錄去的），它的成書年代自然要在這之前，而它所采錄記事的原書的面世時間，依理自然更要早些。《琱玉集》各門所采錄的記事，每條大都在文末記明出處。據所標出的書目，有《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魏書》《晉書》以及《尹文子》《孔子家語》……從這方面看起來，它不可能是南北朝以前的著作。它大約是在南北朝到隋那段時期內著成的。

看上文所述這個傳說內容大轉變後的形態，它的主題思想，明顯是反對殘酷的築城徭役的。它跟這個傳說拒絕郊吊的原始主題，固然根本不同，就是跟那些戰國以後側重的善哭、崩城、崩山等說法，也有很大的差異。這種新的主題思想和相應的新情節，一定是傳說改編時，重大的現實社會生活反映在群眾的思想、感情和想象上的結果。為了揭開這個故事內容大轉變的謎，還必須找到能打開產生它的歷史事實那把金鑰匙，就是說，要找出導致這個傳說大轉變的社會背景。

這傳說新形態的要點在於修築長城。從歷史事實看，自秦始皇大用民力，修築萬裏長城之後，兩漢時代，對北方邊城也略有修築（其名稱有城障、列亭、障堡、邊城等）。從北朝的北魏、東魏、北齊、後周以至隋代，都曾經修葺或增築過北方邊城，以抵禦塞外民族的南侵。但是，其中動用人力最多、規模更大的是北齊。北齊國境在現在河北、山東，兼山西、河南的一部分。當時突厥、契丹、柔然等族活動在它的國境北面，並且有相當勢力，叛服無常。北齊君主為了保護自己的統治權和領土，便大動民夫，修築北方邊城。這種徭役，不止一兩次。規模最大的一次，在齊文宣帝（高洋）幽州北夏口（今居庸關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市），九百余裏。”此外，如天保三年、天統元年，都有修築北方邊城的記載。近代長城史的研究者，說北齊的築長城，“工程之大，在秦以後，明以前，總算推此為第一”。

北齊疆域不算大，而屢興大役（除北邊城以外，還有西邊城的修築工程），其用民夫一次竟將近二百萬，比起秦代尤為殘酷。它使境內人民（特別是靠近長城一代的人民）陷於生離死別、勞碌傷生的慘苦境況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史家對文宣帝的評論說：“……又多營繕，百服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這正是產生反對徭役傳說的社會背景。又從那男主人公是燕人（《同賢記》）和女主人公是“居近長城”的人（《文選集註》）從上面所述故事的新主題、新情節和歷史背景等來看，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合乎情理的揣想：

(一)北齊殘酷的修築北方邊城的徭役，使許多人遭受離別家人、身死工地的種種慘劇。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激起群眾或民間藝人的悲憤，使他們聯想到大動民力修築長城的秦始皇的歷史故事，因而利用他們熟悉的杞梁妻哭城的故事加以改造，換上了新主題，添上了新情節，使它成為精神一新的民間傳說——反映歷史新現實的民間傳說。

（二）這個反映新現實、新情緒的傳說，在民間廣泛傳播起來。當它傳到《同賢記》著者（他可能是北齊人，我們知道北齊是出過顏之推一類著名作家的）耳裏時，他就把它記錄了下來，盡管它跟經典上所說的杞梁妻故事那麽不同。

（三）《琱玉集》的編纂者，當然是相當熟悉經典文獻的。當他在采錄“感應”記事的時候，首先記起《左傳》上的那段記載，並把它采錄了。但是，他又看到《同賢記》裏那種有很大差異的說法，覺得那也很有意思，就在“一雲”的標註之下，把它也抄錄了。可他心裏實在不明白之所以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時代局限了他的理解），就只得在記下故事的出處之後，添上一句：“二說不知孰是。”他不知道傳說不是狹義的歷史，而且在口頭的流傳中，是會隨時代和社會背景變化而變化的，根本不存在什麽是“孰是”的問題。

這自然只是一種推測，但卻不是毫無根據的推測。這個傳說的新說法產生之後，不但廣泛流傳在人民口頭上，並且也得到學者們文字上的記錄。它在口頭流傳的過程中，不知在什麽時候，又跟從來代表美女 的“孟姜”一詞結合起來，使女主人公的名字變成為“孟姜女”。這樣它就被固定下來，一直流傳到現代。據顧頡剛等先生的研究，“孟姜女”一詞，可能是由“孟姜”和“姜女”（羌女）兩個熟詞拼成的。這自然是一種有理由的推測。但是，我卻有另一種想法。“孟姜”代替“杞梁妻”的稱呼，在時間上可能要早些，在《同賢記》、《文選集註》裏已經顯露出行跡了。依照顧先生的另一個推定，“孟姿”是“孟姜”的誤寫（“姜”誤作“姿”，因為形似而誤），那麽，“孟姜”一名的出現豈不顯然要早些嗎？因為“孟姜女”（現在的通稱）最初見於敦煌石室卷子的“搗練子”調的詞中，它的時間最早是唐代，較遲可能到宋初。據我的猜想，“孟姜女”一詞的產生，可能由於當時作詞的民間詩人，因為遷就詞調的三字句（“孟姜女，杞梁妻……”）而把“女”字硬加在“孟姜”名下的結果。這種修辭法，從我們今天看來，雖覺得有些“不詞”，但是對於那些在韻文創作上，運用語言、文字技巧不是那麽純熟的民間作家，卻往往是不能避免的，而他們也並不把這當做一件大事。這點，我們只要留意過去的寶卷、唱本的文字，便可以了解的。後來，由於這類俗文學在社會上流傳的勢力，“孟姜女”一詞就永遠成為她的合法名字了。讓我們轉到傳說在流傳過程中的變化問題吧。

民間傳說，是民間文學（口頭文學）的一種樣式。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變化（有時是微小的變化，有時卻是較大的變化）正是這種文學的重要特點。在這點上，它跟一般的作家文學——書本文學很不相同。作家文學一經定稿出版，大體上就算定型了。不錯，有些作家，在他活著的時候，往往修改自己的作品，哪怕是已經印行了的。但這是比較個別的情形。而在民間文學——人民的口頭創作中，這種變化乃是經常的、大量的。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它是用口頭語言創作和傳播的。

孟姜女這個故事，流傳了兩千多年，傳播地區幾乎遍及全國。它的變化多姿是必然的。從先秦到魏晉，這個故事已經呈現出種種變化的形態。到了隋唐之前，卻來了一個相當大的轉變。以後，在此時彼時，在這裏那裏，它仍然在變化著，不過沒有像在隋唐之前的變化那麽巨大罷了。

民間文學的這種特點，是很顯著的。因此，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學者，也是知道和承認的。例如美國《文學的近代研究》的著者摩爾頓教授，就在他的論著裏，給與這種現象一個專門名詞：“浮動性”，並稱這種文學為“浮動的文學”，在形態上把它和作家的“固定的（書本的）文學”對立起來。這本來是我們文學上的普通常識。但是，那些推銷“四人幫”黑理論的論客們，對它卻另有一番領會和理解。他們口口聲聲咬定，杞梁妻拒絕郊吊的故事轉變為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是由於孔孟之徒反對革新、熱心覆舊的結果。這種“像煞有介事”的判詞，說穿了實在好笑。

如果我們進一步看，民間傳說的這種變動性，不但是這類文學的一種自然現象，而且往往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一種現象。

廣大人民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隨時間的變化，必然要求反映到他們用口頭創作和傳播的文學作品上。這就使那些口頭傳承下來的作品隨時都在起著或大或小的變化。孟姜女傳說，由原來的齊國杞梁妻的拒絕“郊吊”，逐漸演變了，到了隋唐之前，急遽轉變為孟仲姿（孟姜女）哭倒埋夫屍的萬裏長城，正是口頭文學這種規律的表現。像上文所論證，這個故事變化的社會的、思想的基礎，就在於當時遭受徭役痛苦的廣大人民對民間傳說的表現要求。

事實告訴我們：沒有當時繁重、嚴酷的徭役事實和廣大人民的受難以及對它的反感、詛咒，就不會把長期相傳的杞梁妻拒吊、善哭的故事，改為孟姜女（孟仲姿或孟姿）匹配避役青年和哭倒萬裏長城的故事。這充分說明，民間傳說、民間故事等的變化，是有它的嚴肅的社會背景和迫切的群眾心理基礎的。傳說、故事裏改變了的新內容、新情節，往往有著積極的意義。孟姜女故事的這種變化結果，就使它具有較高的民主 性。它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殘暴政治的強烈抗議和控訴，這是一種可貴的、藝術的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