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五四”的講述，真是汗牛充棟，不過大體說來，都是一種講法。

我八五年在香港的書店站著快速翻完美國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算

是第一次知道關於“五四”的另一種講法。我自小買不起書，總是到書店去站著

看書，所以養成個駝背水蛇腰，是個腐朽文人的樣子。

八七年又在美國讀到《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算是聽到當年火燒趙家樓時躲

在夾壁間的人的說法。

總有人問我你讀過多少書，我慣常回答沒讀過多少書。你只要想想幾套關於

中國歷史的大部頭兒巨著，看來看去是一種觀點，我怎麼好意思說我讀過幾套中國歷史呢？

一九八八年，《上海文論》有陳思和先生與王曉明先生主持的“重寫文學史” 批評活動，開始了另外的講法，可惜不久又不許做了。之後上海的王曉明先生有篇《一份雜誌和一個“社團”——論“五四”文學傳統》登在香港出版的《今天》九一年第三、四期合刊上，你們不妨找來看看。

他重讀當時的權威雜誌《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道出新文學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有意思的是喝過新文學之酒而成醉翁的許多人，只喝一種酒，而且酒後脾氣很大，說別的酒都是壞酒，新文學酒店亦只許一家，所謂宗派主義。

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世俗小說從來不為自己立傳，鴛鴦蝴蝶派作家範煙橋二十年代寫的《中國小說史》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在六十年代應要求將內容補寫到一九四九年，書名換作《民國舊派小說史略》。

新文學則為自己寫史，向世俗小說挑戰，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奪取解釋權，建立權威話語吧？

這樣說也不對，因為世俗小說並不建立解釋權讓人來奪取，也不挑戰應戰，不過由此可見世俗小說倒真是自為的。

毛澤東後來將“新文學”推進到“工農兵文藝”，“文藝為工農兵服務”。

工農兵何許人？就是世俗之人。為世俗之人的文藝是什麼文藝？當然就是世俗文藝。

所以從小說來看，延安小說乃至延安文藝工作者掌權後的小說，大感覺上是恢復了小說的世俗樣貌。

從趙樹理到浩然，即是這一條來路。平心而論，趙樹理和浩然，都是會寫的，你們不妨看看趙樹理初期的《李有才板話》、《孟祥英》、《小二黑結婚》、《羅漢錢》，真的是鄉俗到家，念起來亦活靈活現，是上好的世俗小說。只有一篇《地板》，為了揭露地主的剝削本質，講亂了，讀來讓人體會到地主真是辛苦不容易。

當年古元的仿年畫的木刻，李劫夫的抗日歌曲如《王二小放牛郎》，等等等等，都是上好的革命世俗文藝，反倒是大城市來的文化人像丁玲、艾青，有一點學不來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