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說到“五四”。

我一九八六年去美國漪色佳的康奈爾大學，因那裏有個很美的湖，所以這音譯名實在是恰當。另一個譯得好的是意大利的翡冷翠，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佛羅倫斯。我去這個名城，看到宮邸教堂用綠紋大理石，原來這種顏色的大理石是這個城市的專用，再聽它的意大利語發音，就是翡冷翠，真是佩服徐誌摩。

當年胡適之先生在漪色佳的湖邊坐臥，提出“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的其中之一項是“白話文運動”。

立在這湖邊，不禁想起自己心中長久的一個疑問：中國古典世俗小說基本上是白話，例如《紅樓夢》，就是大白話，為什麼還要在文學革命裏提倡白話文？

我的十年學校教育，都是白話文，小學五年級在課堂上看《水滸》入迷，書被老師沒收，還要家長去談話。《水滸》若是文言，我怎麼看得懂而入迷？

原來這白話文，是為了革命宣傳，例如標語，就要用民眾都懂的大白話。胡適之先生後來說“共產黨裏白話文做得好的，還是毛澤東”就講到點子上了。

初期的新文學白話文學語言，多是半文半白或翻譯體或學生腔。例如郭沫若的文字，一直是學生腔。

我想對於白話文一直有個誤會，就是以為將白話用文字記錄下來就成白話文了。其實成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白話文白話文，白話要成為“文”才是白話文。

 “五四”時期做白話文的三四流者的顛倒處在於小看了文，大看了白話文藝腔。

舉例來說，電影《孩子王》的一大失誤就是對話采用原小說中的對話，殊不知小說是將白話改造成文，電影對白應該將文還原為白話，也就是口語才像人說話。北京人見面說“吃了嗎您？”寫為“您吃飯了？”是入文的結果。你們再去讀老舍的小說，其實是將北京的白話處理過入文的。

我看電影《孩子王》，如坐針氈，後來想想算它是制作中無意得之的風格，倒也統一。

推而廣之，“五四”時期的白話文亦可視為一種時代的風格。 

再大而視之，當今有不少作家拿捏住口語中的節奏，貫串成文，文也就有另外的姿式了，北京的劉索拉寫《你別無選擇》、《藍天綠海》得此先機。

轉回原來的意思，單從白話的角度來說，我看新文學不如同時的世俗文學，直要到張愛玲才起死回生。先前的魯迅則是個特例。

說魯迅是個特例，在於魯迅的白話小說可不是一般人能讀懂的。這個懂有兩種意思，一是能否懂文字後面的意思，白話白話，直白的話，“打倒某某某”，就是字表面的意思。

二是能否再用白話復述一遍小說而味道還在。魯迅的小說是不能再復述的。

也許因為如此，魯迅後來特別提倡比白話文更進一步的“大眾語”。

魯迅應該是明白世俗小說與新文學小說的分別的，他的母親要看小說，於是他買了張恨水的小說給母親看，而不是自己或同一營壘裏的小說。

 “鴛鴦蝴蝶派”的初期名作，徐枕亞的《玉梨魂》是四六駢體，因為受歡迎，所以三十年代顧羽將它“翻”成白話。

新文學的初期名作，魯迅的《狂人日記》，篇首為文言筆記體，日記是白話。

我總覺得裏面有一些共同點，就是轉型適應，適應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