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50年來中國學者的貢獻

筆者在南洋大學研究室出版的《南洋研究》集刊第1卷的發刊詞內，把中國學者的南洋研究分做4個時代︰（甲）何海鳴時代，（乙）劉士木時代，（丙）尚志學會時代，（丁）南洋學會時代。

何海鳴先生（寧波人）本是一位革命軍人兼文藝作家，同時卻又是一位南洋研究的先驅者。1921年，他在北京創辦《僑務旬刊》，那是中國學者對南洋研究，作陣容嚴整的學術進軍第一次。該刊每月發行三期，每期以24開50餘面的篇幅問世。社址在北京宣武門內頭髮胡同27號，由何海鳴總纂，朱劫塵發行，一共出了135期。顧名思義，該刊以研究華僑為主要對象，所以研究南洋祗是個陪襯的課題。而且事屬草創，沒有具體計劃，祗抱海客談瀛的態度，掇拾一些風土資料，供人作酒後茶餘的談助而已，但卻也供給我們一些寶貴的原始資料，如第120期所載的《開吧歷代史記》之類。何氏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家，「華僑為革命之母」，他辦這一個刊物的宗旨，不言而喻。同時他還在北京國民大學講授「海外華僑殖民史」，在當時是一個很時髦的科目。

劉士木先生（興寧人）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創者，一生從事南洋研究，到處鼓吹南洋研究，安貧樂道，至死靡它。他最初在印尼的望加錫和民禮任教，後來到日本去留學，返國後便常在《僑務旬刊》發表文章，但他的抱負，一直要到1927年鄭洪年聘他為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主任時才得發揮。他主編《南洋研究》月刊數年，羅致南洋研究學者，編譯「南洋叢書」，出了30種。在何海鳴時代，中國學者祗是片斷地掇拾，或粗淺地論述，到這時已能作整本專書的編譯，並充分利用日文的資料，不過編著專書，尤其是研究性，頗非易易，但翻譯卻是一條捷徑。同時他鼓勵中國學者南進，執教或辦報，以精神文化給養南洋華僑社會，比何海鳴的喚起國內人士對華僑的注意和重要更進一步。

所謂尚志學會祗是一個空名，實際上是馮承鈞先生（漢口人）一人在作孤軍奮鬥，不過因為馮氏初期的作品，都以尚志學會叢書名義由商務印書館印行而已。馮氏清末赴歐留學，最初入比國中學，後來進巴黎大學習法律，民國初年回國供職教育部為僉事，後來任教于輔仁大學和北京大學，公餘之暇，譯法國漢學家有關西域南海的名著，十數年間共譯了40餘種，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馮氏最初的興趣在西域地方，後來因為法國權威學者的興趣都趨向南海，因此他也隨著轉移了目標。法國第一流漢學家有關南洋的史地考證名著都經他一一譯出，例如費琅的《崑崙及古代南海航行考》和《蘇門答剌古國考》，馬思伯樂的《占婆史》，伯希和的《交廣印度兩道考》﹑《扶南考》﹑《鄭和下西洋考》和《真臘風土記箋注》，鄂盧梭的《秦代初平南越考》等，而他自己也有幾本很有價值的著作︰《中國南洋交通史》，《歷代求法翻經錄》，《南海地名》，《海錄注》，《諸蕃志校注》，《瀛涯勝覽校注》，《星槎勝覽校注》等。他雖深入堂奧作南洋史地考證功夫達20年之久，但他和以前的兩位先生的態度完全不同，他絕不鼓吹，也不活動，只是埋首鑽研，頂臼串戲，翼圖校正一般人避重就輕的治學態度，打開中國學術界的眼界，溝通了中西學者間的隔閡。

何海鳴因喚起國人注意華僑而兼及南洋研究，劉士木是提倡南洋而鼓勵國人多多取法日本，吸收日文資料，推廣南洋知識，馮承鈞則苦心孤詣，以身作則，向專門研究作學術進軍，要國人取法乎上，同時暗示國人︰世界第一流學者的名著中的主要資料，都是從中國載籍中鉤稽出來的，不過要經過整理和考證而已。馮氏的漢學根基很深，因此他的翻譯是很成功的。一般淺見的人，以為翻譯毫無價值，其實在20世紀國際間治學有名的鴻士，沒有一個會看輕翻譯的，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會翻譯，或譯得不信達，怎能運用外國資料，著作專書的歐美學者有不少都因翻譯而成名，甚至因此而獲得博士學位。

1940年南洋學會的創立，是中國研究南洋的重心，自國內轉移到海外來的具體表示。以前中國的南洋研究，是把南洋和華僑作研究的對象，華僑沒有份兒，但到這時期，華僑學者非但自己下海，甚至把國內的研究事業承頂了過來，因為那時剛是抗戰最艱難的階段，國民政府已經西遷重慶，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國內的南洋研究機構已無存在，南洋學會的誕生適得其時。前一年，筆者從暹羅南下星洲，張禮千也自檳城到星洲，和僑寓星洲的姚楠，共同編輯《星洲十年》一書，到這時已完成。大家覺得有聯合南洋研究同志，組織一學會從事提倡和研究的必要，便約《星洲日報》主筆關楚璞，副刊編輯郁達夫，僑寓檳城的劉士木，仍留國內的李長傅，聯名共同發起組織南洋學會（South Seas Society），並由筆者主編《南洋學報》，以與國際學術界溝通聲氣。這雖不是南洋第一個專門研究南洋的刊物，但確是夠得上國際學術水準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