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社區總體營造論述中的保存概念

社區總體營造論述雖然也提倡在地社區傳統環境的保存，但是它並不是從古蹟保存運動中發展出來的。這支論述主要奠基者乃是曾於 1993 年至 1997 年擔任文建會副主委的文化人類學家陳其南。除此之外，社區營造論述不把保存古蹟當成主要關心的對象，而是把它當成用來召喚並培養「社區意識」的一個策略。而「社區意識」則是建立「公民社會」以及形塑「公民身份」不可或缺的基礎。陳其南在就任文建會副主委以前，曾經作過一系列關於國家與公民社會民主化的研究。基於一個政治自由主義的立場，陳其南認為中國（或台灣）之所以沒有成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主要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之中完全沒有「現代公民意識」的存在。因此，為了在台灣建立一個現代民主社會，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國家制度，使得「政治生活方式的理念或意識型態優先於民族、文化、與歷史」（陳其南，1987：28）。而要建立這種「公民意識」，則必須先凝聚「社區意識」，讓某個地域的社會團體的成員有對該地域社會有認同感與歸屬感。誠如陳其南（1996：110）所主張的：

國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一定要從社區意識、社區共同體開始建立。若是每一條街道，每一個住宅區，每一個區域，都可以透過民主的方式，組成自治的社區，照顧、管理、改善自己社區的環境、衛生、交通和社會治安，那麼整個都市就可以變成一個真正的城市共同體、一個大的社區，所有市民也就會產生共同意識。

換句話說，陳其南認為小規模的、地域性的社區乃是建構現代公民社會的基本單位，而「社區意識」的召喚則是培養「現代公民意識」這個社會工程必經的步驟。正是因為要召喚「社區意識」，陳其南在他的社區營造論述中訴諸在地文化傳統與在地的歷史環境的保存。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文化活動的舉辦以及營造環境的改善是和在地居民最直相關的兩個公共事務。當在地居民參與這些公共事務，藉由參與過程中彼此的互動，就可以逐漸地培養出某種社區意識（陳其南，1996: 111）。第二，由於台灣的農業在 80 年代以後不斷地衰頹，大部份的農村都面臨了經濟蕭條與人口外流的問題。在這個狀況下，重振農村發展最佳的辦法就是找到在地文化的特殊性並加以包裝以吸引觀光客。因此，社區營造不管在經濟與社會都對社區建設都具有重大意義。用陳其南的話說：「這就是造村、造街、造鎮、造鄉的運動！民俗活動精緻藝術、古蹟聚落、街道整治、展演設施、地方特產（如一村一品、一鄉一物）、住宅景觀、環境品質等等」（陳其南，1996: 113）。

弔詭的是，陳其南所強調的這些歷史素材剛好和他所抱持的自由主義立場相衝突，因為自由主義中的公民身份是建立在政治與社會權利的基礎之上，而建立在非鄉土意識與傳統文化之上。事實上，陳其南也意識到這個理論上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理論上的矛盾，他在討論「新故鄉運動」時宣稱道「希冀再喚回故鄉的連帶，並不是要人們停留狹隘的地方意識，而是要重建『現代』台灣人的『生活價值觀』…年青一代的認知和理想，早已完全超越地緣地方意識，而進展到對台灣這塊土地和自然的關懷，以及鄉村小鎮生活價觀的珍惜。這種關懷不是個別性的，而是普遍性的」（陳其南，1995: 8)。在此，陳其南似乎試圖要避開對地域本質主義式的認同，以及地域主義所暗含的排他特質。然而，到底民主、社會權、對差異的容忍等建立在大都市的普世價值如何能和小鎮生活相結合，仍然是社區營造論述中一個模糊的課題。


4. 社區營造作為新國族建構的基礎

將社區傳統營造物與傳統文化作為保存對像的論述，在 90 年代中期成為政府新的文化政策。它不但影響了促使了原有文資法的大幅修訂，也促成了《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動。然而這個新保存論述的制度化事實上和台灣的國家機構在 80 年代末尋找新的全球定位有關。在 80 年代末期，另一輪的危機開始威脅著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就內部危機而言，在 1987 年解嚴之後，各種原先被壓抑的聲音透過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形式剎時爆發出來，中央政府面對各式各樣的政治與社會的要求可說是左支右拙。而就外部而言，隨著東亞地區其他工業區的興起以及中國大陸在該區逐漸取得政經影響力，台灣的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倍受威脅。而國民黨政府在 70 年代初期用來回應國際孤立危機的經濟與文化策略已不足以面對 80 年代末的全球政經情勢。

國家為了解決統治正當性的手段乃是重建新的資本積累方式以及新的國族認同（王振寰，1996: 85-90）。在資本積累的領域中，國家試圖在新的全球市場找到一個利基。其中最具象徵性的策略乃是「亞太營運中心」構想的提出，這個計劃乃是要透過軟硬體的建設來調整台灣在亞太地區經濟網絡中的地位，使台灣得以在全球經濟中持續扮演一個要角（夏鑄九，1995b）。配合了這個總體策略，國家也以設置科學園區、出售國有土地、放寬金融管制、放寬環境法規等手段來吸引國內外資本的進駐（王振寰，1996: 88）。

而在國族建構的領域中，國家則試圖建立一個和「中國人」完全分離的「台灣人」認同。這個新國家認同的建立，一方面是要爭取台灣居民對於國家政權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要爭取國際社會對台灣政治獨立地位的承認（王振寰、錢永祥，1995: 43）。因此，在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官方的「本土化」論述的內涵逐漸地由「台灣文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轉向「台灣文化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文化」。此外，李登輝更從 1993 年起，履次公開宣稱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並提倡「台灣人意識」，以及宣揚「生命共同體」的觀念。

正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社區保存的觀念和國家的新文化論述接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被國家接收與制度化的是在自由主義傳統下發展社區營造論述，而不是在基進規劃傳統下發展的聚落保存論述。這最主要的原因是和這兩支論述對整合社區力量之行政機構的不同主張有關。“聚落保存”論述主張社區聲音與力量應由地方政府來整合，因為地方政府較有彈性，在文化上可以超越統獨認同的問題。相對的，由於“社區營造”論述的根本前提是要以社區參與為手段，建立一個公民國家，因此中央政府才是整合社區加量的行政機構。由於“社區營造”論述的前提暗合李登輝政府建構新國族的企圖，因此成為 90 年中期以後國家文化政策的思想來源，而陳其南也被任命為文建會副主委，主導新國族的文化工程。

為了將「社區文化」 、「社區意識」與「生命共同體」等概念相結合，並將之具體化為公共政策，文建會在 1994 年展開了《社區總體營造》（以下簡稱《社造》）政策（陳其南，陳瑞樺，1998: 21）。《社造》在許多方面都受到日本“町並保存運動” 之影響，而該運動正是日本政府在戰後為凝聚國族認同而展開的文化運動（Robertson, 1991, 引用於蕭亞譚，2000: 22-3）。文建會並於 1995 年宣佈了《社造》的項原則作為社區營造的起點，這些原則主要強調社區環境改善、社區傳統文化的行銷、歷史街區或建築物的保存、民俗與宗教儀式的展現等等。文建會認為《社造》乃是重振地方經濟與文化的手段，同時也喊出了「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這樣的口號。在本質上，《社造》政策是要鼓勵在地居民重新發現與珍視傳統的在地文化，一方面藉以凝聚在地社區意識，另一方面則作為發展文化產業的素材。

在《社造》政策意識型態推動與經費補助的雙重刺激下，許多鄉鎮的社區人士開始致力於挖掘並保存失去了或已式微了的地方文化，包括了地方性的歷史遺跡、產業文化、或是民俗與宗教慶典等，同時設法在媒體等公共領域中來宣揚這些文化。在這個政策的推動下，許多不被文資法保護的在地歷史性建築也開始被保護或整修。直到公元 2000 為止，全台已有 61 個社區接受《社造》政策的補助，進行各式各樣的文化保存或造街等社區行動。除此之外，社區營造與社區主義等觀念除了廣為古蹟保存圈、建築與都市計劃界所接受外，更逐漸地成為一般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對於生活環境的一種想像，甚至成為都市政策的口號（例如台北市長第一次選時所提出的市民主義）。
弔詭的是，《社造》政策實際上同時包含了「由下而上」以及「由上而下」
兩個相互衝突的政治參與模型。理論上，社區營造或社區參與應該是一種由下而
上的政治動員模式。然而在台灣的《社造》卻是由中央政府以一種由上而下的行
政系統來動員社區民眾。由於中央政府握有分配政治與經濟資源的權力，國家因
而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受其支持社區文化論述的發展方向（黃麗玲，1995）。
在這個狀況下，地方自主或是地方聯盟等由聚落保存論述所提出的理想是完全沒
有機會實現的。也因此，到底《社造》對在地文化的發掘對於社區居民的真正的
政治參與度有多大提昇是很令人懷疑的。而另一方面，比較清楚的是，《社造》
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的是在地社區居民對於土地的認同。而這樣的認同則更進一
步藉由台灣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概念被整合成一個新的國族想像（盧建榮，
1999）。在這個脈絡下，古蹟不再被視為國族遺產，而是被視為在地居民的共同
遺產。然而在，《社造》的政策下，由於在地社區認同被視為國族認同的基礎，

2 城鄉所

作為在地遺產的古蹟也像作為國族遺產的古蹟一樣，成了建構國家這個「想像的
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