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南京師範大學“法律·政治·哲學—法治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對話”學術研討會而作

我相信，只要現代化對我們來說仍是一個有待實現的理想，文化研究是永遠不會冷卻的，真正的文化研究只能說剛剛開始。
—— 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80。


一、引言：在一段法學學術公案的背後


（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中國法學學術界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思想論爭，圍繞著“中國古代有無法學”的論題，有不少著名學者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相反的主張，其中以何勤華教授為主要代表的一派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有法學，而以梁治平教授和張中秋教授為主要代表的一派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根本沒有法學，只有律學。這場論爭可以看成是現代中國法學在其生成過程中一次相當重要的自我認知，因此可以稱之為現代中國法學之建構進程中的一個“學術公案”。

（二）然而這場學術論爭並沒有深入而持久的展開，從今天的視點來看，何勤華教授的中國古代有法學論似乎占居了上風，何勤華教授據此觀點所撰著的皇皇三大卷《中國法學史》即是明證。

（三）當今天的學人沈溺於已有的學術話語體制時，他們已經失去了對這種學術話語體制反思的能力，似乎這種體制是從來就有的（對初學者的確如此）。學人們意識不到任何一種話語不論它怎樣強調自己的合理性，它一定有一個建構的過程。今天在法學學術中關於中國法學前世今生的敘述框架占主導地位的無疑是何勤華教授的系統，但必然指出這個系統是有一個形成的過程的。這個系統可以說是源於沈家本、梁啟超，中經張國華、張晉藩等人，而在何勤華教授這裏獲得其集大成的形式。

（四）沈家本所處的時代，是古今中西共震的大時代，中國學術體制漸由四部之學到分科之學，中國學人接受西方學術分科體制並以此來架構中國思想，於是哲學、歷史學、文學等不斷被建構起來，法學正是在這一語境之下而建構起來的話語系統。因此，法學與其他諸學科一樣，是一種現代性知識建構。

（五）意識到源於沈家本而終於何勤華教授的話語體系是一種現代性知識建構具有一種重要的思想意義，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體悟到這一話語體系有一個致命之處，即它將現代性投射到人類的早期，從而將人類的知識齊一化。

（六）因此有必要重審乃至重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上述學術公案，並將這場短暫而浮面的學術論爭引向更加持久、更加深入的展開。因為這場學術論爭背後實際上隱藏著三重要義，第一，對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第二，對中國人性結構的理解，第三，對現代中國學術系統根本性質的理解。


二、歷史轉進：超越歷史循環論與歷史線性論


（七）任何知識學術系統就其性質而言，是與其歷史階段、人性結構是緊密相聯的。歷史階段是知識學術的基礎，人性結構是內核。人類歷史文化處於何種階段，人性結構就必然表現出與之相配合的心智結構，作為人性心智結構之表現的知識學術當然也因此表現出歷史性的階段性來。歷史進程、人性生成與知識類型其實是三位一體的。

（八）有兩種歷史觀念遮蔽了人們對中國長程歷史文化的認識，一是歷史循環論，一是歷史性線性論。前者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產生出來的一種觀點，其依憑是中國歷史中出現的王朝循環的政治經驗，在此語境之下生成出來的知識系統乃是綜合性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者乃是晚清近世以還在西學東漸語境中逐步形成的一種觀點，它將人類歷史看成是一個線性的向前不斷發展的過程，其依憑乃是西方社會政治不斷革命的經驗，作為人類知識系統的分科學術體制應與此有關。

（九）上述兩種歷史觀各有其優缺點。歷史循環論持一種綜合性的觀點，對歷史有一種整體性的觀點，這是其優點，然而它忽視歷史有其進步的一面，這是其缺點。歷史性線性觀持一種分析性的觀點，對歷史的進步保有一種進步的樂觀的認知，這是其優點，然而它卻看不到歷史的覆雜性。

（十）不管是歷史循環論，還是歷史線性論，有一個共同的缺陷是，它們都看不到人性在歷史發展中不斷成長的一面，它們更多地看到的事物的表象，看到物質性一面，而看不到事物的更深本質，看到了人性的成長，即心智結構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十一）借用錢穆先生的說法，歷史實際上是轉進的。歷史實際上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轉，意味著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一個是進，意味著這個不斷的變化並不是回到原地，而是在自覺不自覺之間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

（十二）從轉進論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中國歷史或可劃分為四個時期，以人為喻，中國歷史的兒童時代（先秦）、少年時代（秦漢至唐代）、青年時代（宋明至晚清）及壯年時代（晚清至今後）。與之相配合，中國人的心智結構和知識類型也呈現出一個轉進的過程。


三、人性生成：從聖人崇拜與事理崇拜到意志自主


（十三）人性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實體，它是一個開放的心智結構，在不同的時代表現為不同的形態。抽象來說，心智結構包括知、情、意三個方面，知標明人性的智性程度，情標明人性的反應方面，而意標明人性的決斷力。這三個方面實際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即處於什麽樣的智性程度，則有什麽樣的情感反應，也有什麽樣的決斷力。

（十四）先秦時代，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兒童時代，這是一個文化創生的偉大時代，諸子百家，如百舸爭流，競相表達自己對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的看法，經過數百年的論爭，逐步形成了道論的世界觀，從比較文化史的視點看，道論世界觀成為與古代希臘、古代印度相區別的世界觀。道論世界觀強調世界的整體性，強調人在世界形成過程中的主體性作用，強調歷史的經驗具有開辟未來的規範性作用。

（十五）中國歷史的展開同時也是中國人人性歷史的展開或生成，當中國歷史從兒童時代轉進到少年時代之後，人性的心智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即從原先的對世界萬物的好奇轉進到對聖人的崇拜，人們認為是聖人創制了生活秩序，這種認知自然要求人們服從聖人，按照聖人的語話去生活。

（十六）當中國歷史轉進到青年時代時，人性的心智結構發性了一次根本的轉變，標志性的思想事件發生在朱熹的“格物補傳”之中，可以說，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替聖人補足經典的行為，而是一次殺死聖人的思想暴力事件！可以說，聖人終結在朱熹的“格物補傳”之中，在聖人終結之後，代之而起的人性結構則是全新的心智結構，這種心智結構不再相信聖人，它相信事理，因此事理崇拜是青年人性心智結構的根本。

（十七）當中國歷史發展到晚清時，又一次歷史的轉進開始了。當人們意識到所謂事理，那其實不過是人的情欲時，一個新的時代就來臨了。這個思想事件發生在清代中期思想家戴震筆下，如他所言：“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鹹自信為理矣。”（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第363頁。）正是戴震這種洞見，人性之心智結構又一次發性巨變，原先人們以事理為崇拜之根本，其實那不過某些人的情欲而已！既然事理不過是人的情欲，那麽為什麽我的情欲就不能成為社會秩序建構的一份力量呢？這不再是一個事理崇拜的時代，而是一個意志自主的時代，於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時代壯年時代來臨了。

（十八）中國歷史正在從青年時代向壯年時代的轉進過程之中。這個進程從戴震發其端，真正開始建構則要等到晚清近世沈家本等人出生才正式揭櫫，我們當下的中國人，正處在中國歷史的壯年階段。從社會秩序建構的正當性視點來看，社會秩序建構的主體性經歷了從聖人到強人再到凡人的進程。所以今天人類社會秩序建構從根本上來源於億萬平凡的人的參與，不管何種強人藉用何種借口試圖操縱人類生活，都必然缺乏正當性。因為今天人性的心智結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必須靠自己去爭取。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轉進過程，因為各種強人總是試圖操縱人類生活，總是試圖替凡人操心，而凡人則被強人蒙蔽雙眼，意識不到強人訴之的事理其實不過是強人本身的情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