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文化外交是旨在拓展自身文化安全的對外競爭活動。國際體系的無政府主義特質和經濟、技術、信息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加劇了各國文化疆域模糊，以及民族國家文化安全的脆弱性。盡管文化是平等的、對稱的，但會因客觀環境的制約、自身開發能力與對外影響給人以不同的存在感。在全球文化外交競技場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競爭組成了多彩的風景線，同時也是造成國家間主動與被動、強勢與弱勢緊張關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強大的民族文化催生先進的外交，貧弱的民族文化必然無法支撐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夢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自覺而不斷地進行文化建設、改造和創新不僅是檢驗一個民族先進性、自信心的客觀標準，也是提升其對外部世界回應、融合與建構能力的根本之道。更重要的是，維護自身文化安全不能無視全球化浪潮之下對外開放的必然性，閉關鎖國環境只能保持暫時的文化“自大”，卻可能造成長期的文化僵化與落後。一旦打開國門，封閉、保守的文化反而會在外部世界的強烈沖擊下潰不成軍，甚至造成一個民族長期的心理陷落與精神迷失。相反，一個民族只有大力踐行文化外交，在全球多元文化的海洋中“會當水擊三千裏”，把握大勢，識別暗流，取長補短，包容兼收，才不致陷於滅頂之災。

 其三，文化與外交的內在聯系決定了文化外交的特殊工具性。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尋求獲得在國際體系中的安全感，而實現這一目標，既需要相應的“硬實力”作為後盾，也需要“軟實力”如影隨形。力量之“軟”，在於“施動者的非物質性、無形的資產所產生的，通過某種非強制性方式”使受動者對其目標做出積極、有效的回應，進而產生合作意願。為此，國家必須有效地調動自身的“軟”資源要素(其中文化、制度和政策是為首要)，通過具有“吸引力”的對外交往活動取得感化人心、消弭敵意、改善形象、增加認同等實效。(27)“軟實力”功能和地位的上升，不僅可使“硬實力”差異造成的國際社會等級秩序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觀，而且也能極大地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韓國持續推行以時尚藝術、服裝、流行音樂和影視作品為主要內容的文化輸出戰略，“韓流”效應在中國大行其道，令中國民眾對其認知發生較大變化；(28)2009年12月，太平洋島國斐濟派出的“女孩大使”拉維塔以一席令世人動容的演說，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獨領風騷，也讓眾多島國代表分享了“受害者”的話語權紅利；宗教小國梵蒂岡並無“硬實力”可言，卻在全球擁有12億信眾，其“宗教外交”日益活躍。2015年9月，教皇方濟各訪問美國，引發萬人空巷、媒體“圍觀”的轟動效應。

 其四，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功能決定了文化外交的形態和規律。歷史實踐表明，文化外交自始至終都是各國，特別是大國總體外交的重要一環。英、法、日等國的文化外交甚至在維持或爭取世界強國地位的過程中發揮特殊作用；對於美國和俄羅斯而言，文化外交則在伊拉克戰爭、烏克蘭危機之後再度興盛，為轉化外部輿論壓力，重塑其國際形象做出顯著貢獻。(29)文化外交不同於政治外交，它是在官方組織動員和鼓勵資助下對外國開展持續性人員交流、文化藝術傳播，以及價值觀、生活方式推廣活動。在這一主旨下，留學教育、學術交流、演藝巡展、語言培訓、文化援助、科技推介等均作為有效載體，面向外國知識精英、青年群體，乃至所有公眾開展工作，並因其自身的實用性、公益性、觀賞性、新奇感等更易於接近工作對象。文化外交的行為體絕不限於政府文化官員、外交官員，更多是由文化名人、學者專家、藝術家、體育明星，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專業團體構成，因而具有更為廣泛的參與性。在特殊情況下，文化外交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外交，起到補足和改進後者“短板”的作用。(30)總體而言，文化外交的周期更長，韌性更強，功利性更隱蔽，其“潤物無聲”的收效需經多年方有顯現，從而是一國外交政策視野和戰略耐心的集中體現。

其五，文化的層次分野、變動趨勢推動外交加速“非傳統化”。文化外交是通過“可分享價值”來接近和贏取外國受眾的。根據“可分享價值”生成的難易程度，文化外交可分為以下層次：(1)政治或宗教等意識形態，這些領域集中體現國家之間差異性、排他性，因而文化外交的活動空間相對狹小；(2)基於現實需求而超越意識形態差別形成的合作制度，其文化兼容和妥協空間較大，各方對生成新的合作文化易持開明態度；(3)人文、藝術、教育等領域互通性和開放度較高，各國文化精英之間容易產生“價值疊加”，是建構彼此理解和親近感的有效通道；(4)旅遊、文化貿易、文化創意產業、新興傳媒乃至大眾餐飲等民間、民營、民屬的社會空間門檻最低，便於文化外交進入和施展身手，容易促進當地民眾的文化認同感和“價值共識”。(31)近30年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政治民主化進程加速，精英政治式微，大眾政治崛起，無論在雙邊領域，還是在多邊進程中，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乃至議程設置能力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顯著上升，使得當代外交的目標次序發生改變，工作重心下沈，新興政治力量和草根階層成為重點爭奪對象。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其首次訪華的第一站選在首個《中美聯合公報》簽署地上海，通過與中國青年直接對話，釋放“向中國學習”等善意，拉近與中國民眾的心理距離，被外界評論為“此行最大的亮點”。希拉裏•克林頓在其擔任國務卿期間曾力推“巧實力外交”，明確提出這一概念不僅強調對傳統“硬”、“軟”力量的巧妙運用，更意在“打破過時的外交範式”，拓展外交維度和縱深，利用社交媒體等技術平台將外交觸角伸向對象國的民間社會，讓“普世價值”深入人心，以形成有利於美國外交目標的民意壓力甚至自發行動。2010年起連續發生在中東諸多國家的“阿拉伯之春”，正是美國通過新聞媒體及社交網站遠程操縱的“虛擬”革命。(32)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文化外交並非僅僅服務於政治目的，或脫離其他外交目標和手段而孤芳自賞、自行其是。文化外交還可以在推銷“品牌產品”、促進留學產業等經濟外交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大眾消費模式、生活樣式和技術特長的對外輸出不僅能夠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也會帶來潛移默化的文化效應，埃及古跡、歐洲建築、美國快餐、日本柔道、南美拉丁舞皆為範例。

三 中國的難點與思考

 過去60多年來，中國文化外交的興衰起伏與國內政治變化及對外政策調整大致同步，呈現出前後“兩個30年”的具象。

 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文化外交地位特殊。這一時期，政治和經濟外交受制於西方敵對國家的孤立和封鎖，國際活動空間十分有限，文化外交因而成為總體外交的主要工具，深得第一代領導人的重視。周恩來曾將文化外交比作“先行者”、“播種機”，他指示對處於美國控制下的拉丁美洲開展友好工作，要先從民間入手，從文化入手，廣交朋友。他親自踐行這一方針，並與智利詩人聶魯達和畫家萬徒勒裏裏(Jose Venturelli)、古巴詩人紀廉(Nicolas Guillen)、巴西作家亞馬多(Jorge Amado)等一批文化名人結下友誼。在後者的帶動下，拉美許多國家成立了中國文化協會，致力於介紹中國文化和推動各界人士訪華，邀請中國文化界名人到訪。(33)整體而言，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外交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仍然較為有效地動員和整合內部的文化資源，以周邊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主要目標開展工作，對爭取廣泛的外部同情，團結友好力量，擴大反帝反殖反霸國際統一戰線，塑造和平、正義、友善的國家形象發揮了顯著的作用。與此同時，初創的中國文化外交也有其不足和缺陷。在冷戰因素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新中國的文化體制、外交理念表現出過度集中和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等特征，行為者由宣傳、文化、教育、科學技術、衛生、體育、藝術、翻譯出版等公立機構，以及官辦對外友好團體構成，缺少公眾的廣泛參與。“革命文化”的主導地位導致文化外交過於集中對新中國的形象建構，選題和敘事力避“封、資、修”之嫌，卻失去了歷史的厚重感以及話語體系的生動性。特別是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化外交被激進的對外宣傳活動所取代，文化外交體制基本廢黜，參與人員或被“專政”，或被遣散、轉行。頻繁的政治運動和僵化的計劃經濟還使得中國文化產業規模、業態、產能難以充分發育並在文化外交中缺位。文化外交也從未將經濟收益納入其考量範疇，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均不計成本。(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