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流表明，建構主義在從哲學向社會學的延伸中，逐漸舍棄了其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上的意義。……當建構主義思想被引入技術的社會學研究之後，便只剩下了方法論上的意義，對於這一點，許多學者也已指出，即技術具有可選擇性和社會建構性，對技術發展應采取相對主義或曰對稱性的分析方法”[9]。

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期，其標誌是比克、休斯和平齊於1987年主編的《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一書的出版。這一時期也恰好是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剛剛興起不久的時間。這里，我們尚不知曉該書的作者是否直接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但作為一般“建構主義思想”中的後現代性則是無可置疑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的基本特征是對偶然、次要、弱小、差異、邊緣、局部、斷裂的關注與強調，與此相關的是對對話與溝通的倡導(盡管個別的思想家過分強調差異和不可通約)，對任何將“他人”變成自己的“總體性”的一部分的企圖的拒斥。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技術的社會建構論體現出強烈的後現代性。“所有社會建構論者都認為技術發展是一個偶然過程，包含諸多異質因素，因此技術變遷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單向發展過程，更不是單純經濟規律或技術內在`邏輯'決定的開發過程，技術變遷只有依據大量的技術爭論才能得到最佳的解釋”[10]。作為當代技術建構論代表人物的安德魯·芬伯格，在《可選擇的現代性》一書中更充分地表達了社會建構論的後現代主義實質。他說：“`可選擇的'現代性這一觀念意味著可能性範圍的擴展。……最重要的是，它主張把更多的行動者包容在技術決策的過程之中。而行動者，我們的意思是指那些參與到技術網絡之中的所有人，如工人、用戶、技術進步副作用的受害者或受益者等。這些行動者中的每一個都有一種獨特的發展觀。他們的經驗和主張構成了福柯所謂的`被抑制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這是一種從下面來揭示現實各個方面的知識，而這種現實現在只是朦朧地受到那些處於權力地位的人的關注”[11]。

4.導向一種“深”生態的技術觀

技術哲學的建制化發展與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的興起，都緣於對現代性命運的關注與思考。它們分別從不同層面、不同方位上對當代現實與理論困境進行考察並作出回應。隨著後現代哲學思維向技術研究領域的滲透，技術哲學研究逐漸導向“深”生態的技術觀。

上文對技術的四種後現代敘事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拒斥了傳統的技術工具論觀點和技術的中性論主張。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在技術中潛伏著或隱藏著先驗的意識觀念，而包含著先驗意識的“工具”也在不斷地引導著人們的技術行為。在人與技術的這種相互建構中，技術的發展表現為不依賴於“個人”意志的慣性運動，即技術表現為一種“自主性”的發展。身處“技術系統”或“座架”之中的個人只能身不由己地前行，他對周圍環境細枝末節的改變並不能使他掙脫“座架”的束縛，不能使他擺脫現代性的技術化命運。因此，人類就處於一種最高程度的危險之中。“但哪里有危險，哪里也有救”。技術的社會建構理論已經向我們揭示了這種拯救的可能。“技術不是中性的，技術理性是統治特定社會的社社會理性，並且其結構是能夠加以改變的”[11]。後現代主義哲學無疑是針對技術理性的一針解毒劑，它對現代主義理性及其價值觀念的批判，將從根本上超越功利主義的“淺”生態的技術觀而導向“深”生態的技術觀。

後現代主義哲學直接孕育於現代性的傳統之中，是對現代主義反思與批判的結果，是對後工業社會理論探索的結果，所以它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它對多元化的強調、對差異的尊重、對對話與溝通的倡導，營造出一種全新的話語情境，在這種新的語境中來探討技術與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無疑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獲。本文可謂是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以期拋磚引玉。(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遼寧沈陽 110004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10]李三虎，趙萬里.社會建構論與技術哲學[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16(9)：27-32.

[11]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M].陸俊，嚴耕，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