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消除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局面，有學者試圖用“種加屬差”的方式給出一個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本質主義的定義。然而，當他們這樣做時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那就是幾乎不可能用傳統的定義方法去同時指稱上述如此十分不同的東西。面對這種兩難窘境，有學者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受到啟發，敏銳地看到，在日常語言中“技術”的上述指稱之間僅具有“家族相似性”。因此，傳統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確切地定義“技術”一詞的，我國學者最近進一步指出，“技術”一詞應歸屬於“建構型家族相似”類概念[7]。

這意味著，技術家族的成員之間雖具有相似性，但不同方面的相似性又允許把十分不同的新成員包括進來。這樣“技術”概念的外延便具有了開放性，它可不斷地向外延伸，以至於把新的例子覆蓋起來。技術概念的“家族相似”特征並不對技術哲學的研究構成障礙，相反它卻指向一種多元化的開放研究。允許不同的理論、方法同時並存，允許不同的學術研究路線齊頭並進，允許不同的研究綱領相互競爭。這種對話語中心性的消解正好是典型的後現代特征，“話語……是如此複雜的一種實在，以至於我們不僅能夠而且應該從不同的層面上以不同的方法去接近它”[3]。對話語把握的多元性恰好客觀地反映了當前技術哲學研究的現狀。這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在技術哲學研究中出現的諸多分歧與爭論，諸如：工程學派與人文學派之間的分歧，關於技術的中性論與價值論之間的爭執，關於技術哲學的核心問題的爭論，關於社會技術存在的合法性的爭論等。

2.“小敘事”與經驗轉向

後現代主義哲學反對現代理性的宏大敘事，認為它“大而無當”，且造成話語上的霸權與壓迫，主張用小敘事代替思辨的和解放的大敘事。利奧塔說：“我們不再求助於宏大敘事，即我們既不能求助於精神的辯證法，甚至也不能求助於人類的解放，來使後現代科學的話語合法化。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小敘事仍然是富於想像力的發明的精華，在科學中尤其如此”[3]。當代技術哲學研究本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傳統哲學的模式與框架內進行思辨性的敘事，但是在後現代的語境中，這種傳統的學術路線發生了變化。具有“小敘事”特征的“描述性主題”開始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重心，在建立“描述性主題”的共識之下促成了當代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所謂`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不是把關於技術的哲學問題從關注的中心移向邊緣，從而使其失去`哲學的'特性，也不是消除掉技術哲學中的規範和倫理價值，而是意味著技術哲學家要反思技術就必須去打開這個黑匣子，使他們的分析基於對工程實踐的內在的洞察和從經驗上對技術的充分的描述”[8]。新試驗主義者D·貝爾德指出：以往的技術哲學只注重形而上的分析，而忽視了對技術人工物這一基本的物質存在物的研究，當代的技術哲學研究應從中吸取教訓。這就是說，長期以來技術哲學研究中存在一種嚴重的失衡，一方面是大量的關於技術的社會後果的規範性評價，另一方面是幾乎無人關注技術的設計、生產、維護、改造、創新等微觀機制。由於缺乏這樣一個經驗性基礎，技術哲學的研究就潛伏著成為空中樓閣，流於空泛的危險。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顯然與上述後現代主義哲學對“小敘事”的倡導具有內在的契合。

3.對“他者”的關注與技術建構論的興起

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是在社會建構主義思潮興起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因此，談論“經驗轉向”的後現代特征就不能不追溯社會建構主義思想的後現代特征。建構主義思想最初發生於哲學領域，有學者將其追溯至康德、黑格爾、維科等人，隨著它向心理學及社會學各領域的延伸，已逐漸從“個體建構論”發展為“社會建構論”[9]。作為一種哲學思維，“建構主義思想”突破了傳統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突破了近代以來“施動者—被動者”的實踐模式，導向一種多元化、非決定論的哲學觀。(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遼寧沈陽 110004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7 ] 張華夏, 張志林.關於技術與技術哲學的對話[ J] .自然辯證法研究,  2002 , 18(1):49 -52 .

[ 8 ] 陳凡, 朱春艷.當代西方技術認識論研究述評[ J]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  2003 , 20(3):40 -43 .

[ 9 ] 邢懷濱, 陳凡.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演變及其本質意含[ J]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  2002 , 19(5):70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