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洪席耶對布爾迪厄的批評

布爾迪厄對康德美學進行了強烈的攻擊，而洪席耶對布爾迪厄的論點也予以反駁。在洪席耶的比喻裡，布爾迪厄想強調「對藝術作品、葡萄酒和餐桌禮儀進行判斷者，是同樣的品味」（Rancière  2004:  185）。洪席耶認為，布爾迪厄反對康德的方式，是去證成每個階層的品味，都受其所處的習性及生存心態（ethos）支配；而對美的無關乎利害判斷，則是哲學的假相──事實上恰是因為具有某種文化資本、身處某種特定階層，才得以想像品味判斷的法則能無關乎利害（Rancière 2006: 2）。

換句話說，洪席耶認為布爾迪厄的「通俗批判」，在於指出康德的理論只是某種特定階層才會有的美學空想（洪席耶2012: 338）。布爾迪厄一方面以看似科學的方式描述了品味判斷的歷史性，另方面則批評哲學家

（例如康德）只專注於一己的主張，卻完全欠缺「主張如何成其為主張」的社會學意識（Rancière 2004: 166-67）。在這樣的理解下，洪席耶反將了布爾迪厄一軍，指出布爾迪厄為了證成自己的理論，其實也忽視了康德美學的時代因素：

布爾迪厄和康德美學爭論的根本可能就在於此。這位社會學家要求對這種「否定的」、「如所有名副其實的哲學思想那樣，非歷史的」美學，做出「通俗」的批判。這位「通俗」的社會學家，為了將《判斷力批判》的命題，歸納為學識淵博者和朝臣之間幾百個世紀以來的衝突，他裝作不知道《判斷力批判》的時間，這無疑使之變得更加非歷史了。而康德則對「審美共感」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在空間上更大、在時間上更確切的舞臺背景。在法國大革命開始後一年，他的美學展現了那個世紀的當代性，和那些面對著「將自由（與平等）與約束（更多是由義務而尊重和服從而來的約束，而非因為恐懼而來的約束）結合起來」之問題的人民的當代性。（Rancière 2004: 197）

洪席耶認為，如果布爾迪厄以為康德的美學欠缺歷史性，那麼布爾迪厄這種看法也可以反過來指涉他自己，亦即成了另一種欠缺歷史性──因為布爾迪厄並未意識到康德美學在大歷史背景下（法國大革命） 所具備的思想史淵源及特定成因。5

除了檢討理論的歷史性以外，洪席耶也對理論的方法本身進行了反思。於《哲學家和他的窮人們》（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 1983；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2004）裡，洪席耶以布爾迪厄《區分》為例，強烈質疑社會學慣用的兩大方法：數據統計和問卷調查。首先，數據統計的荒謬特性，在於它能自己解釋自己──之所以如此，正是來自於社會統治與剝削個體的法則。換句話說，數據統計其實建立在「群體能決定個體」的前提下，因而幾乎能夠主導自身的解釋，並且讓各種進一步的詮釋都顯得毫無價值（Rancière  2004:  168-71）。至於看起來精確、嚴實的問卷調查，洪席耶也認為大有問題。在他看來，社會學的問卷設計，只不過是把答案預設在整套問卷的形式及潛在的邏輯裡；而所有可能用以

「回答問卷」的話語，其實早被社會學方法給事先複述了。正因為社會學方法只能採納眾所周知的預設與認知（Rancière  2004:  170），所以就在這樣的前提上，去進行問卷的設計與判讀。

例如，在布爾迪厄關於品味調查的問卷第十九題裡，其中一個選項是「我對一切好音樂都感興趣」，一個選項是「古典音樂不適合像我們這樣的人」，另個選項是「我很喜歡古典音樂，比如施特勞斯的華爾茲」（Bourdieu  1984:  516）。6  在面對這樣一份問卷時，農民與工人可能從中辨認出「他們所被認定與被期待」的合適答案，因為其中有一種潛在的期望（即：「請勾選出符合你〔們〕的答案」），早已被預設在整張問卷設計5   「具歷史性淵源」和「欠缺歷史性」是兩回事。要之，與布爾迪厄比起來，康德的美學確實缺乏「歷史性」，但那不代表「布爾迪厄認為康德美學沒有歷史淵源」。是以在我看來，洪席耶此處對布爾迪厄的批評稍失公允。

6   本題共五個選項，另外兩個選項是「古典音樂是複雜的」、「我喜歡古典音樂，但懂得不多」。

中──因而受訪者提供的意見，都是這套邏輯所暗示下的結果，使民眾

「除了屬於『自己的選擇』之外，別無他選」。洪席耶更進一步指出，柏拉圖（Plato）早就已將類似「問卷」的提問模式給摸透了：事實上，觀點只會迴避自身──這是說，觀點總是應對著各種情境而來，而不是只應對著一個個問題而來（Rancière  2004:  169）。簡言之，洪席耶攻擊了包含布爾迪厄《區分》在內的社會學問卷調查，認為那些分析的結果說到底只是同義反覆，因為既定的觀點早就藏在看似客觀的問卷裡了。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