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理髮室一悟

——關於“學理”與“事理”

專欄不好寫。早在決定為這個欄目開篇的當時就有朋友勸我：不但為著“短平快”的限制，學院中人，現在一寫文章就要“穿靴戴帽”，你打算以什麽樣的學理立場去說話呢？“學理立場”也者，俗了說是“主義旗幟”，雅了說是“文本策略”，寫了幾篇閑話文字之後，我也在問自己：你的思考觸覺或稱“話語資源”，究竟植根何處呢？

這確曾是困惑我多時的一個問題。前年夏天曾受邀於德國一個關於現代中國散文的研討會，給我擬定的題目是關於消費時代的“散文消費”問題。題目很有意思，但撰寫論文時卻覺得自己不應該落入當今各種炒得正熱門的意識形態窠臼，不願意把事實描述簡單套進某一個教條框框裏加以闡發，結果聚焦不易，屢寫屢輟，最後只好中途放棄。確實，恐怕許多知識人士眼下都會有此相同感受：當今時世，世態時潮叠變，讓人時有“覺今是而昨非”與“覺昨非而今是”兩相糾纏之感，要非黑即白地、簡單化地，以某個單一的“主義”立場去談論多元時代的多元話題，是越來越不容易了。可是我們在坊間看到的種種“某某之爭”一類的文字，卻倒像是“容易”得很。采用的是邏輯和結論早已經是現成的“穿靴戴帽”方式，搞社會研究的可以不顧經驗事實，寫文學批評可以遠離敘述文本，只要在各種舶來的“主義”術語上搞來搞去，在學理上邏輯自洽、材料論述上見出新意，便也就能高調凱旋。我時時由此生疑：這一類文字，似乎也可以符合我們日常說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據”了，但是，這個“理”和“據”，究竟從哪裏來？是不是“邏輯自洽”，便足以“所向披靡”了呢？

那天到耶魯理發室理發，一件小事令我忽有所悟。為我理發的是一位名叫傑克的82歲老員工（身手敏捷，看上去只像60出頭），傑克告訴我：他在這家理發館已經工作了60多年（哦，資深藍領階級，我想），他本來是這家店的老板（噢？操剪子的老板？），前兩年才把店賣給了別人，但每周還回來工作三天（因為經濟不景氣，或者退休金不足？）。他笑吟吟地給我扳指頭，“我每周一、二、五回來上班，周三跟我的兄弟去打高爾夫球（打高爾夫，不是富人專利嗎？），周四陪我的孫子，留下周末陪我的太太和我的狗。你看，我過得不賴，不是嗎？”我問他周末是不是一定上教堂（因為我覺得有信仰的人比較有工作動力同時容易滿足），他說不不不，他不信教，小時候跟著大人信過的教，早就忘光了（又一個意外）。這位82歲的老師傅指著滿墻貼滿的各種關於這家理發館的新舊剪報和圖片，話語滔滔，儼如拉開了一幅耶魯歷史的世俗畫卷。看得出傑克非常滿意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同時充分享受著平凡生活中的一切愉悅樂趣，也極力把這種愉悅樂趣傳染給每一位來到店裏的顧客。

從小店走出來，我有一種如沐春風之感，摸摸自己被一雙80歲還工作的老人的手仔細撫弄收拾了半天的腦袋，那種冬日裏氤氳的暖意讓我想要傾吐一點什麽。但我發現，我不能用任何現成、既有的“學理”或經驗去描述我的感受。這家隸屬耶魯卻份屬私人的60年老店，這位82歲不願退休每周堅持工作三天，同時不忘打高爾夫卻從不上教堂的前老板現半職員工的心情故事，你把它擱在哪一種“主義”框架裏它都要溢出來：既不符合馬克思的階級、勞資經典定義，也不好套進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警論述，甚至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經驗層面，它也未必是因果對應的。但這麽偶然化、個體化的“生活事件”，你卻又在此地生活中隨時可以感受到它的普遍性和日常化。——我可以怎麽樣去描述它呢？

這麽想著的時候我心裏突然一動：你為什麽非要把活生生的生活感受套到什麽本質化的概念框架之中去描述不可呢？從什麽時候開始，離開舶來的術語概念我們就似乎要“失語”——幾乎無以言說任何話題呢？理性的思考、知識的討論，為什麽非得要套上某個單一的“主義”靴子而不能舉步前行呢？我忽然想到捷克的書生總統哈維爾那句名言：“回到真實。”所謂“真實”，即是真實的生活感受，即是真實常識所構築的經驗世界，即是豐富多義、緯度無垠、無以單一名之的具體存在。如果不能充分感受生活真實裏蘊含的多重以至無限的可能性，我們怎麽可能充分、深刻地描述生活裏寓含的真實意義呢？

原來，所謂“學理”，首先必須是建築在真實的“事理”之上的。而“事理”，就是常識範圍的道理，就是平常事物所構成的基本面相，就是人之為人的自然人性所不能悖逆的基本法則。回到文首提及的那點疑惑：我們的思考觸覺究竟應該“植根何處”？不是這個玄奧的這個“學理”那個“主義”，而是——老子說的“歸樸”——首先應該還原到真實、常識、日常經驗的真實感受，從切身的社會、歷史體驗裏真實感受到的平常之見。所謂“平常心”——歷史的平常心與社會的平常心，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時潮叠變的時代，實在非常重要。

這一悟讓我至少想到：哪怕是這麽瑣細的日常際遇故事都很難以單一的“主義立場”名之，何況多元覆雜的大千世界呢？在今天的多元世界，即便同一範疇的同一命題，馬克思與凱恩斯、哈耶克與哈貝馬斯，完全都可能或可以各據真理的一端，但也都決無法代替真理的全部。我自己的言說，又何必劃地為牢、囿於一見之擾呢？今天是“哈耶克”，明天用“哈貝馬斯”，又有什麽不可以？這倒應得上“後現代”大家福柯20世紀80年代初說過的那句有名的話：“或許，當前的目標並不在於發現我們是誰，而是拒絕我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