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盡管席勒並沒有進行這樣的綜合性總結，但無論從現代經濟史還是從席勒在著作中梳理的“經濟敘事史”來看，當一國宏觀經濟走向蕭條之前，關於資本市場與房地產泡沫的敘事、關於節儉的敘事、關於企業或資本不道德的敘事、關於勞動力可能會被技術替代的敘事等，往往會越來越流行。這種流行一方面可能是經濟繁榮過程中積累的矛盾已經到了危險地步的征兆，而另一方面，這種流行又成為宏觀經濟真正走向蕭條的重要推手。一直到宏觀經濟走向下一個繁榮周期，相反的敘事則往往會取而代之。

對這一規律的認知，可以幫助宏觀調控當局，在使用慣常的經濟工具之外，還應該通過更好地引導“經濟敘事”進行反周期操作。比如，在當下中國，那些能夠激發資本市場信心，有利於提升消費水平、有利於企業經營環境的經濟敘事，應該予以鼓勵。

作為首次系統研究“經濟敘事”的經濟學家，席勒與其搭檔阿克洛夫還清醒地認識到，敘事不僅影響個人決策與宏觀經濟，還深刻地影響著經濟學發展及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選擇。

阿克洛夫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美國，自由放任派經濟學家為了證明政府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常常反復向受眾講這樣的故事：“《十誡》有二百九十七個字，《獨立宣言》有三百個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有二百六十六個字，但物價管制局最近的一項卷心菜價格調控方案的指導意見有兩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個字。”這個“故事”最早流行於一九五一年初，由一位脫口秀經濟評論員說出。而實際上，物價管制局從沒有過關於調控卷心菜價格的方案，上述“故事”傳開後，物價管制局為辟謠專門做了聲明，但並沒有阻止住對政府調控持敵意的經濟學家和共和黨人繼續傳播這個“故事”。直到現在，這個“故事”還不斷被本該非常嚴謹的學者作為實證，用來攻擊對手並宣傳自己的主張。

席勒則列舉了一個更離奇的事。眾所周知，“拉弗曲線”被認為是推動當年里根政府大規模減稅的重要理論。經濟學家拉弗提出這一理論是在一九七四年，但它的流行，則得益於時任《華爾街日報》社論主筆萬尼斯基（Jude Wannisk），他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書裏，以親歷者身份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拉弗曲線”最早的版本，是拉弗與白宮兩位高官及萬尼斯基在華盛頓特區名為“兩大陸”（Two Continents）的餐廳共進牛排時，在一張餐巾紙上畫出來的。該書出版時，拉弗本人親口否認了這一說法：“那家餐廳使用的餐巾是布做的，而我母親從小就教育我不要褻瀆美好的事物。”然而，正如“敘事經濟學七大構想”中所認為的那樣，拉弗本人的澄清未得到傳播，那位記者關於拉弗在餐巾上畫出“拉弗曲線”的故事，卻因其足夠符合人們對偉大經濟學家的想象如病毒般傳播開。更為離奇的是，萬尼斯基去世後，萬尼斯基的夫人宣稱，在她丈夫的遺物中發現了那方畫有“拉弗曲線”的餐巾。這方餐巾竟然又被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作為館藏，成為後來那些主張減稅政策的經濟學家口中的“流行性敘事”。

作為本篇劄記的結束，我最後想說的是，在紛繁複雜的經濟社會中，作為普通人，要學會聽故事，還要警惕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所蒙蔽；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當局，要了解流行性故事背後的經濟風向標，並有目的地引導故事的流行；作為經濟學家或思想者，則要學會講好故事，既助推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又能更好地推銷自己的觀點與理念。這應該是閱讀席勒《敘事經濟學》對我最重要的啟發。（《敘事經濟學》，羅伯特·席勒著，陸殷莉譯，中信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愛思想 2022-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