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關聯，恐慌與信心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尤其是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我們已不陌生，但卻仍然難以駕馭。特別是金融恐慌敘事，帶有強烈的心理成分，更容易如超級病毒般傳播，引發市場崩盤。金融恐慌敘事往往又影響到商業信心。這也是現代經濟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開端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每當經濟下行或資本市場遭遇重挫，尤其是經濟與金融危機期間，如何消除投資者與消費者的恐慌情緒，如何提振他們的信心，就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決策指向。

節儉與炫耀性消費是一對對立的經濟敘事。席勒指出，歷史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節儉敘事與炫耀性消費敘事交替出現，都因其影響到人們的消費和儲蓄模式，故對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甚至超過了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預期。以美國大蕭條時期為例，因為太多人陷入貧困而不得不節衣縮食，勉強度日，此時，“節儉敘事”在全社會流傳。一方面，媒體及社會輿論要求即使是富人也應該有“共情效應”，把節儉與過普通人一樣的生活視為“新道德”，甚至到最後，“貧窮”成為一種時尚；另一方面，那些仍然無視大眾苦難，還在進行炫耀性消費的人，會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這種“節儉敘事”的流行，導致即使有能力正常消費或較高消費的人群也不敢消費，同樣去過著“節儉”的生活。其結果是，總消費水平進一步走低。席勒認為，這是導致危機越走越深的重要原因。直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新政”用政府和社會消費提升總消費使蕭條走出谷底，“炫耀性消費”敘事又悄然升溫，並助推了經濟重新走向繁榮。

對一個國家來說，當國內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國際貿易與匯率出了問題時，恢復金本位的敘事就會流行。美國上屆總統特朗普，基於對美國國內所負擔的國際債務不斷高企、美元濫發導致通脹的雙重擔憂，在其任期內，多次提出在美國恢復金本位制，亦成功地在歐美激活了關於“金本位制或金銀復本位制敘事”。這一敘事的再次復活，不僅是美國與國際經濟結構出現問題所催生的結果，亦將反過來影響到經濟下一步走勢。

不過，對普羅大眾來說，更關注的是有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失業對個人與家庭的損害，更甚於通脹。於是，在歷史上，由技術進步引發的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的擔憂，作為又一個長期經濟敘事反復出現。從一八一一年英國“盧德派”掀起的打砸機器運動，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美歐把經濟蕭條歸結為“勞動節約型發明所導致高失業率”，再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對於“技術專家治國”的無端恐懼，又到六十年代的自動化恐慌，表現各不同，但實質都一樣。盡管歷史表明這種“敘事”表達的擔憂似乎是多餘的，但另一方面，這種“敘事”在當時推動了經濟政策的緩慢調整，為增強技術進步的社會適應性贏得了時間。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再次把關於“勞動力被技術替代”的敘事推向了高峰。技術專家預測“奇點”到來，認為“無人工廠”將成為常規；歷史學家尤其是以《人類簡史》聞名的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預測，未來將出現一個“完全無用的社會階層”；甚至蘋果公司前總裁喬布斯也參與到這一敘事中，他以親身經歷表明，“時代拋棄你時連招呼也不會打一聲”……這些敘事的流行，一方面的確在強化人工智能將替代大多數勞動崗位的憂懼，另一方面又在推動新一輪經濟決策，主要包括征收“機器人稅”以及“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其中，為所有人——無論在崗還是不在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設想，已在部分歐洲國家進行試驗，這將影響長期宏觀經濟增長。

資本與勞動這對矛盾的持久博弈，在經濟敘事表現為“奸商”敘事與“邪惡工會”敘事二者的交替與反復。在歷史上，在數不清的文學家、思想家以及社會大眾所制造的敘事中，企業家經常被視為“無情冷漠奸詐的賺錢機器”，不僅要為貧困、通脹、失業等這些經濟現象負責，還被認為制造了戰爭、不平等、社會衝突等人類災難。當然，反過來，在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等“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敘事中，企業家又成為推動歷史進步與社會發展的主角，而前者敘事中被認為代表公平、道德、為被剝削者求解放的工會，在後者的敘事中，不僅是推動通脹與失業的真正元兇，而且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攔路虎”，是蒙著正義外衣的“邪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