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裏R26;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曾說過：英語文學批評是騎在戰時民族主義身上興起的一門學科。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興起，也可以看成是中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建構的產物。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賴於文學批評作為變革先驅開拓突破之路才可能向前推進，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直接推動了中國的文學批評。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與大眾媒體互動發展，它們在現代性理念和社會建構方面達成一致。就思想文化意義而言，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主要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而展開的歷史實踐，具有歷史自主性的知識分子，主要以大學和大眾傳媒為生存空間，在這個公共空間裏，沒有來自國家意識形態的直接幹預。在那個時期，知識分子的現代性理念，與國家和民眾的理念基本共通一致。總而言之，新文化運動就是推動中國經典化的文學平民化和普及化，文學批評正是借助大眾媒體完成了偉大的現代白話文轉換運動，同時，也展開了現代性的社會理念、知識和審美感知方式的傳播和普及。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它在文化上所提示的一系列的現代性理念，都與新文化運動一脈相承。建構無產階級的“普羅文藝”、人民大眾的文藝理想，由此促使文學革命向革命文學轉化。關於中國文學藝術的民族化、平民化和通俗化，一直是中國革命文藝的美學理想。由於這個理想中一直隱含著啟蒙教育的動機，這個理想又具有精英主義的特征。當社會主義的文化一直是知識分子的文化時，它與大眾傳媒還處於平等平行的關系，它們的社會理念和知識話語也具有一致性。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是多種文化並存的地方，雖然國民黨有比較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對赤化的社會主義思想采取排擠壓制方式，但左翼文化運動的聲勢還是相當強大的，這就有賴於當時的大眾媒體創建的公共空間具有相當的自由度。左翼的文學批評一直在倡導這種理念，即文學藝術應該成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有力武器。

　　1949年以後，社會主義文化取得領導權，所有的文化藝術都變成人民大眾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說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大眾傳媒當然也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準確地說，在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體系內，並沒有一個西方新聞學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因為，我們的媒體是“人民的喉舌”（the mouthpiece of People），而不是“大眾媒體”（mass media）。中國大眾媒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根本不存在的，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的出版社、電影電視、報紙雜誌開始自負盈虧時，文化生產不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機器，而開始轉向市場經濟，由此開始出現文化市場。但報業傳媒依然沒有放松意識形態的支配功能，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出現第二輪的市場經濟浪潮，圖書出版發行更大規模地走向市場，報業傳媒的市場化趨勢才隨之加劇。“大眾媒體”得以形成，我以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媒體的市場化。報紙傳媒業自身經濟運作的結果導致它要加大市場化的力度，除了少數的黨報黨刊可以從財政撥款中獲得經濟支持，絕大部分的報紙都要靠自身的發行量，特別是廣告收益才可能支持下去。報紙不得不追求發行量，這要以市場為導向，適應讀者的品位，而不再單純是上級的方針政策。

　　其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的高速發展，確實給社會各階層提供了謀取經濟利益的巨大空間，正如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樣，報紙的意識形態訴求在很大程度上讓位於經濟利益的期盼。經濟利益帶動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實際消減了政治意識形態功能，這為報業轉向大眾傳媒提供了內在動力。

　　其三，廣告業的迅速發展。廣告業的發展為報紙的發展提供了實際的經濟支柱。廣告費取決於發行量，這使報紙更具有產業性質。特別是最近幾年，出現了一批股份制的報業集團，甚至民營資本也介入報紙，在這裏，報紙主要是一種文化產業，廣告為它們的生存提供了經濟運作空間。這樣的報紙必然以普通民眾為訴求對象。

　　其四，報紙從業人員隊伍的變化。越來越年輕的人才充實到報業中，專業化的報業經營者開始掌握報紙，年輕的職業編輯和記者成為當今報業的骨幹。這一切，都使中國的報業很難再充當意識形態的簡單工具，而是更具有大眾媒體的特征。盡管從管理體制方面看，中國的報業媒體並沒有發生多少根本性的變化，但人的變化促使其內涵發生深刻的變化。一代人的觀念、一代人的知識結構、一代人的價值取向，都促使當今中國的報業媒體開始具有大眾傳媒的特征。

　　正因為中國的報業傳媒與中國當代新興的經濟發展，以及更年輕一代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相關，它正向著大眾文化的方面推進，這使它不可避免與文學批評這個更具有穩定性的文化類型分道揚鑣，以至於在它們發生交合的環節出現嚴重的錯位。

　　正如前面所論述過的那樣，中國的文學批評長期是意識形態的工具，“文革”後逐步具有了藝術自主性的特征。隨著年輕一代的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的崛起，他們帶來了新的觀念和知識，新的話語和表達方式。在觀念的意義上，中國當今的批評話語與大眾媒體沒有深刻的裂痕，在實際的語言表達方式和知識運用方面，媒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顯得落後和貧乏。學院化的文學批評實際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批評實踐中占據重要地位，在青年作家和青年學生中有廣泛影響，這主要是通過學術期刊和學術著作產生作用。有一點現象是值得註意的，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時期，以至在80年代上半期，中國的文學批評話語與報業媒體的話語沒有任何區別，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種語言，同一種表述方式；但在9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學院派的文學批評卻與報業媒體的話語表達方式有著明顯的區別，因為前者的專業化程度顯著提高。文學批評成為一門專門化的學科，它特別與西方的現代文藝理論相關，受到西方後結構主義影響的學院派批評，顯然很難做到通俗化和普及化。也就是說，它們很難在話語表達方式這一點上與大眾媒體同歌共舞。

在西方的文化體制中，學院派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並不與大眾傳媒發生直接關系，但傳媒知識分子會在某種程度上吸引學院派的理論知識，他們可以做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工作，這兩者找到了比較好的連接形式。但在中國，這兩者並沒有找到較好的連接形式。

　　文學批評的經典化和權威化遭遇危機，大學和研究機構創建的文化越來越遭到流行文化的排擠，退居到社會的邊緣地位，而歌星影星電視主持人，以及娛樂報業的記者，日益成為影響當代社會的文化精英。當然，這與文學本身的邊緣化相關，而文學批評更難以它的學院姿態和方式對社會發言。媒體的魔力正在使這個時代的各種事物變成一種必然的事件，而批評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意外。

　　正因為此，“媒體批評”開始應運而生。所謂“媒體批評”，主要是指發表在報紙雜誌和互聯網上的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評文字。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地方晚報，以及一些民營和股份制合作辦的報紙漸成氣候，形成了一股頗有民間色彩的文化氣候。毫無疑問，這類報紙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它貼近老百姓，敢於發牢騷，針砭時弊，在某種程度上為民間言論自由表達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場所。這類報紙追求事件性和刺激性，迅速形成一種尖刻銳利的文風。這類批評開始以社會批評和雜文為主，隨後影響到文學批評。於是媒體上的文學批評傾向於以批評為主，這與學院派的文學批評以闡釋為主大相徑庭。歷史經常在重復中發生嚴重的錯位，中國的學院派有感於過去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文學批評，要麽是為政治論證合法性和合理性，要麽就是對文學現象進行政治上的剿殺，學院派的批評才因此轉向知識化和理論化，特別是偏向於發掘新的有活力的文學現象，以此作為建構新的文學潮流的資源。但媒體越來越不滿足於學院派的這類工作，認為它們疲軟無力。媒體需要強烈刺激，需要尖叫和謾罵，批評也就向著這一方向努力邁進。這又使得人們懷疑媒體批評是不是又重新祭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與“文革”時期的打棍子扣帽子如出一轍。

　　當然，互聯網的迅速興起，使當今的大眾媒體的含義也發生了某些變化，互聯網給人們的表達提供了廣闊空間，表達變得更加自由、隨心所欲，不需要理由、邏輯、證明和結論。互聯網的語言以碎片的形式展開、噴射、傾瀉，既沒有根據也無需目的，它是狂歡、暴力和戰爭的工具。這裏展開的語言殺戮也不過是場電子遊戲，一切都轉瞬即逝，一切都不過是虛擬的語言盛宴。沒有中心，沒有權威，沒有標準。我就是中心、權威和標準。互聯網在提升人們表達的自由度時，也把個人的自以為是推到極端，個人變成語言超市裏的揮霍者。所有的表達實際上只對個人有意義，因而所有的表達都變得廉價和輕易。互聯網確實提供了無窮無盡的信息，它使人類生存的時間/空間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根本變化，生活具有最大可能的虛擬性。作為一項新興的事物，互聯網無疑有著極多的好處和無限遠大的前景，但目前，它確實給人們的表達方式提供了自由而不負責任的可能。

　　盡管互聯網的使用者更多限於年輕群體，但它快速的發展也開始對傳統的印刷符號媒體產生影響。平面媒體的語言表達形式、文本制作也趨向於隨意和輕便，書面語言和表達曾經具有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也處於祛魅的危險境地。它們文體上的相近和風格上的類似，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傳統的文學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也對傳統批評的經典性展開強有力的祛魅。

　　因此，不難理解，媒體批評在近幾年正在形成一股潮流和風氣，它們努力樹立起據說是批評的“公正無私”的權威。有的評論家稱2000年的中國文學批評是“罵派”批評當道，這並不是過分誇張的說法。翻翻那些報紙雜誌，文章越寫越短，越寫越尖刻。這正好投合了現在的讀者時間匆忙，沒有耐心卻又需要刺激的特點。媒體與讀者也相互寄生，媒體日益把讀者變成一些無聊的聽眾和看客。讀者也全然失去了耐心，只要看到誰和誰在吵就樂開了懷，想象的媒體和想象的讀者正在合謀和相互慫恿，共同制造著這個時代的文化快餐。

　　媒體創建了自己的批評，或者說媒體的魔法使批評變得無所適從。因此批評的“媒體化”也就是批評自我更新的變形記——這當然是指大徹大悟的人們制造的歷史奇觀。批評主導趨勢不再是強化學術品質和理論含量，而是變成一些消息、奇聞和事件。如果這些風氣只限於一些流行小報那也無關緊要，問題是文學刊物和學術刊物吃不住勁，也開始模仿流行小報的版式、文體和傳播方式。批評變成制造事端的工具，變成現場的記錄者，變成流行的快餐。刊物發的文章越來越像小報的隨筆、雜感，文學類刊物正在適應媒體文化，努力把自己變成媒體的一部分。

　　當然，並不是說文學批評不能針貶時弊，不能尖銳嚴格直接地批評那些不合理的現象。恰恰相反，尖?犀利理應是文學批評應具有的基本風格，但尖銳犀利不是胡說八道，不是任意地表達惡意。文學批評總應該回到具體的事實，回到具體的作品，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文學批評總應該有一些學術含量，總要有個人的獨立見解。現在的實際情形是，人們為一種急躁情緒所支配，心情惡劣，根本沒有耐心平心靜氣地讀作品，或者認真思考一些現象。就是面對一部頗有新意的作品，也讀不出所以然來。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領域確實有不少現象不盡如人意，揭示其謬誤和平庸當是批評的重要任務，但總應該有人對新的文學現象作出新的闡釋。實際上，當代文學乃至於當代文化的貧乏性是更為致命的問題，這需要文學批評保持理論和藝術的敏感性，去闡發那些有創新可能的新生事物，以此來打開有限的思想自由的天地。真正的自由體現在思想空間的拓展、認知方式的多樣性以及精神胸懷的寬廣遼闊上。

文學批評在前兩年似乎表現出一種世紀末的焦灼情緒，這既是對迅速變化的大眾媒體作出不恰當的反應的結果，也是文學批評自身處於調整中的後遺癥。這並不意味著大眾媒體的發展就對傳統文學批評構成瓦解，它們之間也有可能找到更為良性和建設性的合作方案。就這一意義而言，在當代中國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我認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才可能開創大眾媒體與文學批評雙向互動的雙贏局面。實際情形也正是如此。近年來，隨著大學教育的改革，大學人文學科的建設得到較為有力的加強，這使大學裏的文藝學、現當代文學學科都得到加強。年輕一代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實際也步入中年）也在大學和研究機構裏站住了腳，這使他們的文化象征資本得以擴充。媒體具有了更雄厚的經濟資本，他們更願意也有能力提高文化品位，這使媒體也樂於認同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文化象征資本。例如，電視臺的訪談節目、報紙的專欄和書評、網上的現場聊天室等，有越來越多的學院派人士介入其中。

　　當然，最重要的是圖書市場的進一步拓展。現在中國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就超過一千種，而社會科學學術類圖書的發行量也在迅速提高，這使書評市場突然變得十分廣闊。由於市場競爭加劇，出版商紛紛幻想借助書評來促銷。學院裏的文學研究者成為可供利用的資源。在這樣一種運營模式中，出版商、媒體和學院批評家不得不走到一起，他們到底是狼狽為奸，還是同舟共濟，這完全取決於人們的觀察角度。在這樣的發展和過渡時期，中國的文學批評與大眾媒體能夠建立一種良性的合作關系，我認為還是有助於當代文學的建設，也有助於大眾媒體和文學批評的發展的。對於前者是一種品質的提升，對於後者則是普及化的工作。現在，文學批評身兼學院研究和當代潮流的追蹤，這二者的分離，有賴於高水準的職業書評家的出現，同時，學院文學研究者有更為安定和穩固的研究環境，使他們完全放棄走出書齋的沖動。在目前一段時期內，學院文學批評與大眾傳媒的相互需求的狀況，還可能繼續下去。

　　文學批評作為人文學科中的一個分支，它總是懷著不自量力的歷史沖動，總是把對人類生存現實和歷史的觀照視為自身的本職任務。文學批評從來沒有甘願充當一種技術性的行業，它不會放棄人文價值關懷。像德裏達這種一直被看成是在玩弄語言的“無底遊戲”的哲學家（在某種意義上，他是一個批評化的哲學家），也力圖在把解構活動變成一項學術政治的同時，賦予解構批評以強有力的精神價值分量。這就註定了文學批評永遠找不到自身獨立存在的基地。當年英國的“新批評”沒有，現在的中國文學批評也不可能。它過去是被政治利用，成為政治異化的工具；而現在，在巨大的媒體霸權之下，它要麽被徹底邊緣化，要麽成為媒體的一部分。而擺脫這兩種悲劇角色的唯一方式，就是使自己變得強健有力，不被媒體拖著走，而是領著媒體走。當然，我知道，這一切沒有多少可能性，文學批評與媒體的關系，始終是一部歷史的變形記，無邊擴張的媒體魔力，在使自身異化的同時，也使文學批評永遠找不準自己的位置。

　　多年前，媒體研究的先行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寫下一本名為《理解媒介》的書，那時人們對媒體茫然無知。自從麥克盧漢在1964年出版這本書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