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說“祖國”，對於古希臘的雅典人或斯巴達人來說，他只崇拜自己的雅典城和斯巴達城，拒絕把對方認作自己的同胞。而其他的城邦也是一樣，它們互相敵視，彼此征伐不斷，甚至從未曾統一在希臘的名義下。

而在西歐地區，是許多相互敵視的部落和種族組成了高盧，它們有著不同的語言和宗教，凱撒能夠輕易征服它們，正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羅馬人締造了一個高盧人的國家，是因為他們使這個國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統一。

即使在兩百年前，人們也不存在什麼“祖國”的概念。過去跑到外國去的法國保皇黨人，他們認為自己反對法國是在恪守氣節。他們認為法國已經變節，因為封建制度的法律規定，諸侯要效忠自己的君主，而不是某一塊土地，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國在。可見，祖國對於他們的意義，不是與現代人大不相同嗎？

可見，詞語的意義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深刻變化，隨著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對於人類來說，它只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

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態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在這方面，歷代的政治家都頗為精通。

假如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發生了變化，開始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而有些東西又實在沒辦法改變，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給這些詞換個說法，用新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

比如說，在大革命之後，執政府把令人生厭的“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換成了“鹽稅”，過去的“徭役”改成了“間接攤派”，而商號與店鋪的稅款，也被起了個新名字叫做“執照稅”。

這些新名詞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有效地防止群眾產生反感。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面，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

那些身處大革命風潮中的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樣的流行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比禽獸的暴政，建立起宗教法庭一樣的審判臺，幹出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來。

在上面的例子中，時間促成了詞意的變化，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會代表著不同的觀念。

比如說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於這種情況。

拿拉丁民族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來說，在前者看來，民主是說個人意誌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誌和自主權。這就是說，代表了民眾的國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權力，要壟斷並制造一切。在這樣的民主制度下，不論你是激進派，還是社會主義者，或者是鐵桿的保皇派，一切黨派一概要服從國家。

而在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尤其在美國人看來，民主說的卻是個人意誌的有力發展。這種發展是超越一切的，國家要盡可能服從這一發展，除了政策、軍隊和外交關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

這樣看來，同樣的一個詞，在這個民族就代表著個人服從國家，而在另一個民族，卻是指國家對個人的徹底服從。我們現在知道了，詞語喚起的形象往往獨立於它們的含義。這些形象因時代而異，也因民族而異。不過套話並沒有改變，有些暫時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詞語聯系在一起的：詞語就像是用來喚醒它們的電鈴按鈕。

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一段時間裏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中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

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

因此，無論這些詞匯和套話是否荒謬，只要我們用這些東西把自己武裝起來，就再也不會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於是，我們便擁有了做出暴行的一切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