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遺山詞的傳奇性敘事一般放在詞序中，而詞文重在詠嘆，詫怪驚奇，旨歸於感懷。如元氏《摸魚兒•雙葉怨》詞序詳敘故事，詞文則著意於讚嘆“小兒女”那種“海柘石爛情緣在”的情愛。不過，即使這一類作品，其詞文仍然有一定的敘事性質。如寫阿金故事的《梅花引》，其詞云：

墻頭紅杏粉光勻，宋東鄰，見郎頻。腸斷城南，消息未全真。拾得楊花雙淚落，江水闊，年年燕語新。見說金娘埋恨處，蒺藜沙，草不盡。離魂一只鴛鴦去，寂寞誰親。惟有因風，委露托清塵。月下哀歌宮殿古，暮雲合，遙山入翠顰。

詞中敘述雖簡，但梗概清晰，從墻頭相見到城南爽約，從阿金相思而歿到郎歸月下哀歌，人物、時地、經過等主要的敘事因素都披文可見，事明而情真。遺山詞語言並不像稼軒詞那樣有明顯的古文之風，其散體化敘事因素主要體現在作品的內在結構上。

在遺山詞中，傳奇性描述有時也主要靠詞文來承擔，這種情況多出現在寫景之作中，這些詞作一般為短序或無序，作者在詞文中以描寫性語言渲染氣氛，形容景象，營造氣勢，如《水調歌頭•賦三門津》等。不過，遺山專以詞文傳奇敘事寫人的作品很少，偶爾為之，則風調令人耳目一新，如《眼兒媚》寫其子叔儀兒時之事：

阿儀丑筆學雷家，繞口墨糊塗。今年解道，疏籬凍雀，遠樹昏鴉。乃公行坐文書里，面皺鬢生華。兒郎又待，吟詩寫字，甚是生涯。

詞中所寫內容並無甚奇特，但作者將兒子學字吟詩的天真樣子與自己老而無用仍“行坐文書里”的處境相比照，便頓然生出一種強烈的戲劇性傳奇效果，揭示出一個難解的人生悖論。詞的行文也有異於元詞常態，寫得俗白流利，猶若話本曲詞。

三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的文化與文學背景

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現象是詞體演化的結果，但這種演化不是孤立進行的，它實質上是一種文學、文化現象，有著廣泛的背景和深厚的土壤，下面從三個方面分述之。

（一）仙道思想及好奇尚異的審美觀

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現象的產生，與他所處時代的詞學觀念、文學思潮有密切的關系，但這些關系之於作者創作的效應，歸根結蒂還是取決於作者的世界觀和價值信仰，特別是審美觀。具體而言，以傳奇為詞是遺山好奇尚異審美觀的產物，而仙道思想則是元氏以奇異為美觀念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礎。

詹石窗先生曾著文闡述元好問的仙道思想，他指出：“殘酷的現實使他遁入老莊的思想幽宮之中。在長期的生涯里，他又與許多道門中人來往。盡管他在個別場合表白‘神仙非所期’，但在許多情況下卻又借仙境的想象或道門典故以抒寫情懷。”從元好問的相關詩詞作品中“不僅可以看出他對道門聖跡之諳熟，而且也可追蹤他試圖通過仙家勝境之神遊而排遣煩惱之心跡”[5]。金元之際，全真道教十分流行，元好問在《通仙觀記》中談到他的神仙觀：

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為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撲子、陶貞白、司馬煉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僥幸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

由此可見，元好問對於仙的存在深信無疑，只是認為仙是“人之賢而清者”。盡管這種認識一定程度上把仙俗世化了，但是他並不否認這些仙人的神奇法力。這一點在他描述仙道者流的詩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普照範煉師寫真三首》其三讚美範煉師的法力：“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風了，覿面相呈卻是誰。”《通玄大師李君墓碑》記通玄大師李君的神奇本領：“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沾足，時人以神人許之。”《華巖寂大士墓銘》寫到“叢竹”不死長生的神奇：“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在專述異聞的《續夷堅志》中此類例子更多。作品所之記奇人異事多是作者耳聞目見並有意識地記錄積累下來的，這些材料的時間跨度幾乎復蓋了他一生，可見元好問對於奇聞異事的廣泛而持久的興趣。他曾在《紫虛大師於公墓碑》一文中解釋離峰子苦行得道說：“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為然者。”元氏認為，這些怪異現象雖然無法用目前已知的事理解釋，但並不能因此而否認它們真實地發生過。

道人法力和仙家勝境在元遺山心目中不僅真實存在，而且心向往之。仙道所具有的超自然能力可以讓人擺脫俗世的惡濁和殘酷，這對於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家破國亡和人生抱負破滅而備受靈魂煎熬的元好問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在這里，奇異成了自由的語符，神怪成了人性的寄托。由此，神奇怪異被賦予了美好的品質。正是這樣的審美理想，引導著元遺山去關注、尋找並傳述奇人異事。由是觀之，遺山詞中出現諸如大雁殉情、花開並蒂的千古奇觀和可令牡丹花開寒冬的李菩薩等神異之人也就不足為怪了。需要指出的是，元好問所秉持的仙道信仰及其好奇審美觀並不完全出於他個人的喜好，南宋金元時期是仙道文化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全真道教在北方蓬勃的發展，以奇異為美是當時文人的普遍好尚，作為文壇領袖的元好問，其思想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代表性。

（二）小說志怪傳統及詩歌好奇風尚

金元時代普遍的仙道信仰與尚奇審美觀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文學價值認知和創作趣向，無論是作為主流文體的詩歌，還是方興未艾的小說、劇曲等通俗敘事文學，都呈現出一種喜寫奇異險怪的創作傾向。處於這樣一種文學環境中，以傳奇為詞現象的出現當是順理成章之事。

志怪傳奇小說，可以說是詞壇傳奇體最近的親戚。從遺山以傳奇為詞的作品中，可明顯地看到此類詞作與傳奇類小說之間的密切聯系。如《梅花引》在序文中講完故事後，特別引用了元稹的小說《鶯鶯傳》中的鶯鶯詩句，並特別注明“崔娘書詞，事見元相國《傳奇》”，由此可窺傳奇小說影響之一斑。小說一體經志怪、傳奇和話本等不同形式的演變，至金、元時代已呈勃興之勢。元好問本人曾著筆記小說《續夷堅志》，多記荒誕怪異之事，稱由此可“惡善懲勸”，“知風俗而見人心”。[6]這種道德功利說突破了儒家“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的正統觀念，從而讓作者放手去志怪述異。以言情見長的詞不同於小說，遺山以之傳奇述異，實際上是將小說的功能部分地轉移到了詞里。如《摸魚兒》（恨人間）寫大雁殉情，奇事奇情，感人至深。有趣的是，《續夷堅志•貞雞》也是一則動物殉情的故事：

房皥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雌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號之為“貞雞”。

二作雖體裁不同，情節卻驚人相似。不同的只是小說文字簡略平淡，盡管也以“貞”字表明了讚賞之情，但限於體裁，主觀情感並不明顯；而《摸魚兒》則序、詞配合，表達了詞人十分強烈的愛憎態度，“綿至之思，一往而深，讀之令人低徊欲絕”[7]。同樣體現了“知風俗而見人心”的意義。

與筆記小說性質十分接近的“本事”詞話與傳奇體詞的關系可能更親近一些。詞體因短於敘事而致所敘事物簡略模糊，這卻給詞的內容造成了更大的解讀空間。詞本為娛賓遣興的通俗歌詞，多寫麗情艷事，不僅歌詞本身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歌詞背後的“本事”也撩撥著人們的好奇心。於是，揭秘“本事”的詞話便隨之而生。今見的幾部早期詞話，內容多為詞人風流韻事的記載，而“奇”則是編者選材的一個主要標準。《本事曲子》是宋代第一部紀“本事”的詞話，蘇軾讚賞說它“足廣奇聞”[8]，並且還把“其人甚奇偉”的陳慥等人的事及詞提供給楊繪以作該書增補。這些“本事”許多為小說家言，實際上是一些借詞作和詞人之名而“炒作”的傳奇故事。不過，這類詞話與作品密切相關，對於作品的解讀和傳播有著超越文本自身的意義。這類“本事”詞話與傳奇體的詞序在內容取向上極類似，又皆用散文形式，而且對於詞作都有著“助讀”、“促銷”的功用；不同的是詞序為文本的有機部分，而詞話遊離於詞作之外，屬於體制外的附加物。宋人中柳永、蘇軾的“本事”詞話最多，但蘇詞中凡有詞序詳細交代寫作緣起背景的作品，則少有所謂“本事”流傳。是否可以將詞序的傳奇性敘事看作是逸聞類“本事”詞話的體制內轉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