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維柯而言，唯一含有真正倫理學的哲學是柏拉圖的哲學，它建立在形而上學原則和永恒理念的基礎之上，永恒的理念從自身生出並能創造質料；然而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建立在一個可引向物理學原則的形而上學原則之上的，特殊的形式是從質料的形而上學原則中抽取出來的，這一原則使上帝變成了工匠，塑造著外在於自己的客體。羅馬律師們的倫理學富含優美的格言，但它僅僅是平等的藝術而已，它借助於關於自然公正的格言來傳達，由著作家們在法律的根據和立法者的意志中來尋求。因此，它不可能被認為是道德哲學，道德哲學的理想方法是從為數極少的、由形而上學構造中理想的公正所建立的永恒真理生發出倫理原則。由於類似的理由，維柯不可能繼續滿意於格勞秀斯和自然權利派。一般情況下，維柯對他恰如其分地論及的那些自然權利派的鴻篇巨著予以解釋，那些書除了有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書名以外，其內容皆是陳詞濫調。如果準確公正地評價格勞秀斯的原則，人們會發現，這些原則都是或然的或似乎為真的，而不是必然的、不容置疑的。在處理功利問題的過程中，格勞秀斯由於沒有區分原因和偶因而錯失獲得確切觀點的良機，他沒有清晰地說出他想做的事，也就是說，他沒有最終解決權利是一個自然的問題還是一個人類意見的古老爭論，像那樣的爭論以懷疑派卡尼亞德斯和伊壁鳩魯的爭論為代表在哲學家和神學家之間繼續進行著。伊壁鳩魯發展了原始人是「傻瓜」的假說，但是沒有給出理由，因為他的這些「傻瓜」在遭受了野獸般的孤單帶來的傷害之後，開始了社會生活，這是他們出於功利的考慮采取的重要步驟。格勞秀斯自己在不經意間滑向了功利主義和伊壁鳩魯主義。

另一方面，維柯用「事物離開了自然條件既不能發展也不能久存」這一莊嚴的警句回答了權利是自然的還是習俗的這一問題。在社會誕生之際，維柯通過論述人類共同的情感良知和擺脫使他內心飽受折磨的內在敵人的情感需要回答了這個問題。當然，社會的起源在於恐懼，然而這種恐懼來自於他自身，而不是來自於別人的暴力。恐懼存在於懊悔帶來的巨大痛苦之中，那些微染了最早期人類無禮言行之人的羞恥之心點燃了人間第一盞道德的航標燈。羞恥之心是一切美德之母——榮譽、節儉、誠實、踐約、守信、戒貪、貞節。人類在頌揚社會的過程中，也頌揚了人類的本性。

羞恥之心或道德意識轉換成相應的經驗科學的術語之後，就變成了關於人類所必需的和實用的事物的共同意識，這是各民族自然權利的源泉。維柯說，這種共同意識是一種未經反思的判斷，整個階級，整個民族，整個國家和整個人類都能感覺到它。嚴格說來，未經反思的判斷畢竟不是判斷，因為反思和判斷是不可分的；說它不是判斷是因為它是被感覺到的而不是被思考過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不是所謂的「感覺」——「感覺」對維柯而言，如同它在傳統哲學中那樣，是一個未知的模糊不清的詞。它毋寧說是一種心靈的實踐態度，在相似的環境中生活的人從總體上來看是相似的，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產生的相似的風俗習慣——從特殊階層的風俗習慣到整個人類的風俗習慣都是相似的。這種態度完全是自發的，也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這種態度也是未經反思的；因此，風俗習慣產生於內部，而不是來自外部，他們的相似性並非依靠模仿（「從來沒有一個民族效仿過另一個民族」）。通過這種常識，道德意識在合適的、不易改變的制度里體現著自身。這樣一來，常識就還原為人類自由意志的確定性，而人類的自由意志本身卻是十分不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