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海外華人主要是通過上海文化來觀察中國的，因為他們認為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代表了當時新的文化潮流和社會觀念。當時的海外華人是這樣看待當時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他們認為這些知識分子群體迅速分化，很大一部分在急劇的社會動蕩中迅速黨派化，知識分子的政治色彩變得非常明顯。

當時社會的基本狀況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競爭。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危機激蕩起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當時反侵略反封建的整個社會風尚有關係。在這個階段出現了“愛國華僑”這樣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稱謂，這些愛國華僑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抵制外國殖民勢力的侵略。但是這些知識分子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處身在具體的海外華人社會中的，他們的社會實踐工作，包括他們為支援中國的努力而進行的活動，都遭到了當地政府的監控，他們的民族情緒也不得不有所保留，部分華人甚至為此而被逮捕和殺害。


在當地政府的眼中，這些知識分子的愛國活動是非法的，是必須被禁止的。在這樣一種情景下，一部分知識分子就學會了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接受他們的規則和習慣，一些人通過著書立說的方式成為專業的學院化的知識分子。他們以醫生、律師和科技工作者等特殊的職業角色，從事專門化的職業分殊的社會活動。在那個時代，專門化的公共知識分子還沒有誕生。特定的社會環境也不允許他們從事公開的公共性強的社會活動。如果他們要進行交流和對話，那麼討論的主題肯定是關於中國社會的。這種談論一旦被官方禁止，這些知識分子社會交往的公共空間就不復存在了。

第三個階段是建國後三十年的“現代中國”階段。這是海外華人眼中的第三個“現代中國”階段。在這個階段，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態度和觀念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和分化。一部分愛國的海外華人毅然離開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直接地回到新中國參與當時的現代化建設。當然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是支持臺灣和國民黨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海外華人對中國社會的了解渠道縮小了很多，中國社會處於一種幾乎封閉的狀態。當時很多華人對中國政府破壞傳統文化是非常反感的。雖然海外華人也在吸收西方文化，也在不斷的學習西方知識，但是他們並不認同中共的極端方式，並且強烈反對中國政府打倒孔家店的呼籲，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操作深感憂慮卻回天無力。與中國政府的價值取向截然相反，這些公共知識分子認為必須保存儒家思想與文化傳統的精華，現代化不可能僅僅是完全照搬西方文化模式，同時應該從文化傳統中尋找本土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