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政治意義 4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和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關於恢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台灣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毛澤東認為,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擡進聯合國的。今天,我們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國再次擡向世界大舞台。我們必須記住中國的朋友主要來自第三世界,當然還有第二世界。所以,習近平主席在談到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問題時要求中國外交“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搞清誰是朋友、誰是對手,毛澤東說,“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在今天也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必須看清的首要問題。


記者:現在我們推進“一帶一路”,您認為有哪些問題是需要注意的?

張文木:我認為,推進“一帶一路”要解決好兩方面的認識問題。



第一,如何認識“一帶一路”建設與主權國間的關系問題。



國際陸運與海運不同,陸運要經過一個一個主權國,而後者則是一望無際的公海。公海好說,主權國每一步都很難走,光鐵路反覆換軌就會造成很大的麻煩。俄羅斯在本國境內修一條西伯利亞大鐵路,只用三四年就修通了;相反,在中國修一條“中東鐵路”,50多年都是沒完沒了的恩怨。今天我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要到人家主權國去修高鐵,這裏頭投資容易收益難。投資大家都是歡迎的,沒問題;但是當利益回報需要很長時期的重資產投下去後,下一步的“互利互惠”才是你要面對的。在這個上面,我們一定要汲取歷史上中俄修建“中東鐵路”方面的教訓,認真總結、學習和繼承新中國經援外交的成功經驗,考慮得更加周到一點。毛澤東說:“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做。”交朋友是主要的,不能急於求成。


有的同志說我們實行的是新的“馬歇爾計劃”,多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歐洲人最怕的就是馬歇爾計劃。原因在哪呢?馬歇爾計劃的目的真義並不主要在對蘇冷戰,而在於落實羅斯福生前分裂歐洲的政策,當時羅斯福的歐洲政策的要義是保持歐洲的碎片化。

1939年,羅斯福考慮出兵歐洲抗擊希特勒,其重要原因就在於羅斯福認為當時歐洲存在被希特勒強行統一的可能。1945年戰爭結束的時候,丘吉爾看清了美國的目的,意識到張伯倫當年的綏靖政策的良苦用意,真是悔不該當初。1946年,丘吉爾要為英國皇室“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發誓要搞“歐洲合眾國”,推進歐洲統一。馬歇爾一看這不行,歐洲統一了,美國這仗就白打了,只有歐洲破碎,美國才會有從容的地緣政治環境——這是老英國的視角。老英國治理歐洲的方法,就是在其破碎中大獲紅利。現在美國也是這樣。為此,馬歇爾在丘吉爾要利用歐洲經濟危機對其實行二次統一的當口撒下一大筆錢。比如在歐洲“骨折”長好前,馬歇爾及時撒了一層“粘合劑”,其後果是提前將歐洲版圖的破碎性固化了。當時美國的目標造成了大西洋東岸的歐洲大陸和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大陸兩翼破碎。保障後者目標實現的就是美國與蘇聯、英國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把中國一分為二。但是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抵制下,它們分裂中國的圖謀最終破產,1949年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統一。今天我們一些同志還要再搞“馬歇爾計劃”,其實這會引起相當一些歐洲人內心的隱痛。2008年歐洲陷入經濟危機時,歐洲一些人就不再願意讓比如冰島、希臘等這些小國接受歐洲以外的金融援助,其原因就是出於當年馬歇爾計劃讓他們體會到的那段撕國裂土的後果。


第二,如何認識“一帶一路”阻力和風險問題。


有的同志認為,我們再西開絲路,可能俄羅斯會礙事。但是大家想想,歷史上絲綢之路相對通暢的時期主要集中在漢、唐兩朝,漢、唐在當時面臨的風險是匈奴和突厥南下及來自中亞的“黑衣大食”東進的壓力。歷史上中原王朝對北方大漠地帶的控制往往是鞭長莫及的。在俄羅斯東進之前,填補這一真空地帶的一直是匈奴、鮮卑、突厥等馬上民族,唐時西面更有“黑衣大食”東擴的壓力;俄羅斯由西而東過來後,我們的絲路基本中斷。但另一方面,西北“匈奴問題”、突厥問題甚至中亞類似今天的IS即“伊斯蘭國”的威脅也基本解除,北方草原馬上民族的壓力也從西北逐漸地被俄羅斯擠壓到東北。明朝之後,中國南方海上壓力日增,其北方政策考慮的更多的不是獨控,而是讓誰填補這塊戰略真空地帶更有利。今天我們與俄羅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國在東部壓力日增的情況下,我們無力單獨應付西面的戰略壓力,這正如俄羅斯在西面壓力日增的情況無法單獨應付東面的戰略壓力一樣,因此,中俄兩國在中亞絲綢之路上是彼此需要的。


前一次習主席訪歐,德國總理默克爾贈給我們一幅地圖。這個地圖有明顯的戰略指向,就是將我們的註意力引向北方俄羅斯。當時德國在烏克蘭面臨著俄羅斯進逼,它當然希望我們在東部對俄造成牽制;但中國不會在中俄合作問題上不顧大局,重犯王明式的“筆直又筆直、純粹又純粹”和“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的形而上學的錯誤,重犯三國東吳因貪荊州小利而造成東吳、蜀漢兩家雙雙敗亡的錯誤。


推進“一帶一路”要有辯證思維,辯證法講究的是矛盾轉變,將阻力變為動力,將風險轉化為機遇。斯諾曾問毛澤東為什麽搞世界革命?毛澤東告訴斯諾說:“哪裏發生革命,我們就在哪裏發表聲明,並開大會聲援,帝國主義最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點空話,放點空炮,但不出兵。”這句話很有哲理,辦事之難難在事後之事。出兵容易,但要鞏固和消化戰果,就需要幾乎是翻倍的資源,而不能消化的戰果多了就會透支我們的資源並拖垮我們的國力,弄不好還要與當地人民結怨,而怨意積累多了就會化為怨恨,今後再來化解這些歷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資源。沙俄帝國在中東鐵路上犯過這樣的錯誤,蘇聯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戰略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到處出兵,“輸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為了化解這些怨忿又要到處支出並持續透支資源,結果將蘇聯生生拖垮。懂點軍事辯證法的人都會知道,對軍事據點控制的關鍵在於對其半徑的控制。10個控制點需要的就是控制10個半徑面的資源。較遠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沒有控制南北緯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腳,而中國遠沒有這樣大的資源。禮花因虛而明,禮炮因空而響,虛實矛盾是可以轉換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澤東對斯諾說的“放點空炮,但不出兵”這句話的哲學深義。


記者:除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亞投行也是近來我國發起的一大舉措。那麽,亞投行的產生與當今世界權力體系正在發生的變化有什麽關系?

張文木:總體來說,亞投行的設立對中國是一次機遇,同樣,這也是歷史發生轉折的標志:標志著世界經濟政治重心及與此相應的權力體系正在發生著轉移。至於轉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國為牽引的歐洲。


談到世界權力體系的問題,應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說起。當年國際權力向美國轉移的標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美國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權的行列,就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44年12月,45個國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覆興開發銀行。1945年12月,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代表簽署了《布雷頓森林協議》,這標志著以當時擁有世界70%的黃金儲備的美國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作為唯一法定貨幣與黃金掛鉤,其他成員貨幣與美元保持可調整的固定匯率關系。與此同時,美國作為重要的順差國,為基金組織提供最大份額的資金,相應地也獲得了一票獨大的決策權,世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自尼克松之後,美國的華爾街商業金融資本與黃金脫鉤,由此導致美國的托拉斯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分離,並使金融資本反客為主,工業資本開始屈從於商業金融資本。美國底特律的衰落發生在奧巴馬啟動的“再工業化”時期,這說明:今天的工業資本已成為金融資本的附庸。這是資本向“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的返祖,是對人類文明的反動,也是資本主義進入最腐朽階段的標志。我們說“腐朽階段”並不是說當代資本主義沒有創造能力,而是說它的破壞性已大大超過它的創造性,負能量大於正能量。


隨著美國的衰落,我們看到的趨勢是,在華爾街的參與下,華爾街正在將依附在美元上的資產價值向其他幣種轉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幾種貨幣最終過渡到一種貨幣,政治上考慮,這個最終貨幣可能就是英鎊。亞投行瞬間火爆,近60個國家參與,沒有華爾街的參與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對於目前世界資本開始的“我愛北京天安門”的節奏,我們要多問一下為什麽。如果這個過程完成,屆時國際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脫離美國的轉移。至於這個重心是歐洲還是亞洲,那要看他們駕馭資本的能力。目前歐洲正在為此準備,而中國對這突如其來的好運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國則為此真著急。


為什麽是英鎊?因為英國的政治條件有利於商業資本的生長。目前英國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體,英鎊仍是全球重要的儲備貨幣。美國崛起之前英國一直是近代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1891年,全球最大鉆石巨頭戴爾比斯集團創始人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國創立“羅茲會社”,其最高目標是將大英帝國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剩下就是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


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衰落,其世界霸權為美元取代。為此英國一直很痛心。從丘吉爾開始,英國開始為恢覆大英帝國昔日地位而默默準備。英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並沒有忘記“二戰”中被羅斯福出賣的恥辱,他們一直在用捧殺的方式削弱美國,並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覆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這個策略很有效,進入21世紀後,美英開始角色置換,今天的英國人正在扮演當年美國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國的同時還要利用美國與世界的沖突大發橫財。


不要忘了英國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為什麽這麽說?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國,4月1日即承認中國的外交地位。印度過去是英國殖民地,盡管印度1947年就實現獨立,但當時它政治上仍然受制於英國,英國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認新中國的魄力和膽識。1954年,英國跟中國建立代辦關系。這一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這真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美國當然不高興。此後,英國又將美國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最終導致美國在本世紀初的衰落。現在,英國根本不顧美國的感受,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投行。這是20世紀50年代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第一個向新中國伸出橄欖枝並兩面獲利的老調重彈。美國如果沒有應對能力的話,實際上意味著美國真的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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