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說我們要搞新的“馬歇爾計劃”，要通過“一帶一路”掙大錢，要擴張。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沒有抓住“一帶一路”的要義。

“一帶一路”的主要目標是在正確利義觀下廣交朋友。我們現在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做準備，其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有足夠多的朋友。如果我們能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辦了。在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們今後的重點將是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友誼。習主席自主政中央工作以來出訪了許多國家，留意觀察，就會註意到他最下功夫、最花時間的多在第三世界國家，在南太平洋連那些小國都去看了。

文以載道，路以載道，君子愛財，當取之有道。我們不能將“一帶一路”理解為資本和地緣政治擴張的地方，而應將它看作是與世界人民交朋友、建立命運共同體，在與世界共同繁榮和發展中一起創造新文明的地方，是“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為實現黨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做基礎準備的地方。其策略意義在於不用傳統的“兩個陣營”的對抗方式，而用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辯證方式，破解霸權壓力於無形，“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為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20世紀下半葉，中國就是這樣打破美國壓力的。當時中國有乒乓外交，乒乓賽事不為輸贏，只為友誼，特別是與第三世界的友誼，每次比賽結束後就會有新一撥朋友。毛澤東認為友誼不能靠送禮，友誼要靠政治。同樣，今天習近平同志講要有“正確的義利觀”。2014年11月28日，習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讀了這些講話再來理解“一帶一路”戰略，我們有了一種在新的形勢下與世界人民尤其是與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

2013年習主席訪問非洲，在那裏明顯地我們感受到毛澤東時代為我們留下的世界影響力。非洲朋友們對當代中國的敬仰是與毛主席、周恩來時期的新中國外交相聯系的——這也是第一代領導人為我們積累下來的“軟實力”。在這方面，我們這一代人不僅不能“坐吃山空”，我們更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和壯大這種軟實力。毛主席說，“友誼要靠政治”；還說“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做”。同樣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帶一路”宏大構想的要義；不懂政治的幫忙會反幫“倒忙”，不懂政治的幫人會反幫出仇人。

記者：您說到“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不懂政治的幫人會幫出仇人”。您能具體談談怎樣才是“懂政治的幫人”嗎？

張文木：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俄國人幫助中國修建“中東鐵路”；另一個是中國幫助坦桑尼亞和讚比亞修建坦讚鐵路。

俄國人曾在中國修建的“中東鐵路”，就是幫人不成反結怨的案例。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與沙俄簽訂《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允許俄國修築東清鐵路。同年9月，中俄簽訂了《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規定俄國對擬建中的東清鐵路有建築權和經營權，並委派華俄道勝銀行承辦；鐵路股票名義上屬中俄兩國商民；80年為限，期滿後鐵路及其財產全歸中國；自通車之日起，36年後，中國政府有權“給價收回”鐵路。合同還規定，中國提供築路地皮，“不納地價”；鐵路的寬度、行車規章與俄國國內的鐵路相同；俄國有權免費運兵；俄國利用該鐵路運往俄國的貨物一概免稅，等等。使中國在鐵路地段的主權喪失殆盡。

由於俄國人采用的是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思維方式，很難處理好與中國的政治關系，結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續到赫魯曉夫時期。朝鮮戰爭後，盡管蘇聯人極不情願地離開中國東北，但其沙文主義思維繼續損害著中蘇的關系。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表示蘇聯過去援助中國建設的三個長波電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揮其在遠洋活動的潛艇，希望雙方合作，由中方出資3 000萬盧布、蘇方出資7 000萬盧布，使用時間雙方各占50%，用4年時間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台。6月28日，蘇聯又希望借用中國沿太平洋海岸線，提議“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堅決反對蘇聯的沙文主義，寧肯不要援助，也要保持獨立自主。

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在對外援助中堅決摒棄了帝國主義模式，我們不能讓其他國家的人民再經受中國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當先，利在其次。新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援非項目坦讚鐵路，可謂是毛澤東經援思想的生動體現。

1964年，坦桑尼亞和讚比亞相繼獨立。它們迫切需要經濟上的獨立來支持政治上的獨立。讚比亞是一個內陸國家，作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三大銅礦產地，卻苦於沒有出海口而使得銅礦貿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條通往坦桑尼亞出海口的交通線。坦讚兩國政府曾聯合向世界銀行申請援建坦讚鐵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亞副總統卡瓦瓦訪問蘇聯時，請求蘇聯政府幫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國開始考慮接受坦桑尼亞向中國提出的請求，決定幫助坦讚兩國修建這條鐵路。

周恩來認為，幫助坦讚兩國修建這條鐵路定會贏得更多的友誼，其造成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也不是若幹中小項目能比擬的；我們決不能利用坦讚鐵路來沽名釣譽、樹碑立傳或是追名逐利，而要從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業的高度來看待這個項目，援助了他們就是援助了我們自己。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懷好意的，而中國和坦讚兩國都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彼此之間是互相幫助，不是誰要剝削誰，誰要打誰的主意。1967年9月，三國代表團進行了會談並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政府、讚比亞共和國政府關於修建坦桑尼亞—讚比亞鐵路的協定》。1968年5月15日，坦讚鐵路建設在坦桑尼亞境內開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鐵路在坦桑尼亞境內開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鐵路全線開始試運營；1976年7月23日，鐵路全線正式運行。鐵路跨越東非大裂谷，其艱苦程度無法用筆墨描述。中國先後派遣工程人員達5.6萬人次；高峰時期中國在場工程人員達1.5萬人；投入物資機械83萬噸，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鐵路完工後交由坦桑尼亞、讚比亞兩國組成的鐵路局共管，中國繼續提供無息貸款和技術支持以協助其營運。

如果比較俄國人在中國東北修建並由此與中國結怨長達半個世紀的“中東鐵路”和毛澤東時期中國人不圖回報無私地為非洲兄弟修建並由此與非洲結下的友誼迄今溫度不減的坦讚鐵路，我們就能體會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澤東為新中國的深遠布局。中東鐵路是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產物，而坦讚鐵路則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果。前者為一點小利而失中國，後者不圖小利而贏得世代友誼。友誼是軟實力的核心要素，而軟實力則是支撐硬實力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