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打擊最深的還不是歐洲人對美國的拋棄，而是與美利堅民族曾並肩戰鬥反對歐洲壓迫的華爾街財團對美元從而對美國的拋棄。美國對中東的失控意味著世界石油天然氣交易將脫離美元體系，在國內沒有實體經濟的有力支撐、軍事上又無力挽回中亞敗局的情況下，石油交易脫離美元體系是難以避免的，美元面臨大幅縮水的危局。“山雨欲來風滿樓”，華爾街為了自身利益必須要考慮資產轉移的問題。目前歐元自身難保，不敢說華爾街會把它所有的資產全部轉移到英鎊上來，但英鎊卻是它的最重要的選擇。

其次，英國在歷史上是自意大利威尼斯之後的最具國際商業金融經驗的國家，通過共濟會等組織控制金融並控制世界，是聚集於華爾街的國際金融集團的傳統手法。現代共濟會始於1717年英格蘭現代總會所的成立，自那時起，就已形成了以會所和總會所為組織單位的基本架構。共濟會目前在歐洲大約有18 000家以上的藍色會所，英格蘭有8 600家、蘇格蘭有1 800家左右，兩者合計已經超過歐洲的一半還多，可見歐洲共濟會的重心在英國無疑。有了有力的組織保障，資本財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證。而經濟條件比較好的法國、德國則不具備這一條件，“二戰”期間在德國發生的一些事，更讓今天的華爾街大佬們後怕。

那麽，依附於美元的華爾街資產有沒有可能向人民幣轉移呢？暫時性的共融是可能的，這是因為它需要保值——這是他們選擇亞投行的動因，但長期“結盟”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治上不許可。資本沒有祖國，遑論社會主義國家。華爾街資產需要它所依附的國家有力，只是為了它的資產保值，同時它又不需要這個國家有力，因為它還要吸吮這個國家的“血液”。

近些年，堅持不加入歐元區的英鎊卻加大了與人民幣融接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國央行宣布，已經與中國方面達成了一項英鎊與人民幣之間的貨幣互換額度協議，協議有效期為3年，額度上限為人民幣2 000億元。這樣，一旦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發生全面性的短缺狀況，英國央行將能夠向英國國內有資質的金融機構及時補充其所必需的流動性。而在此前，英國央行已經與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達成了類似的貨幣互換額度協議。2015年3月12日，英國向中方提交了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確認函，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

英國倫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國的金融界擁有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稱的英國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舉動絕不會是一時心血來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於美元之上的華爾街資產轉移所做的“暗度陳倉”式的準備。
有人說華爾街不是還有大量資產以不動產如礦山、土地等的方式貯存和保值嗎？因而它不一定要以貨幣為其貯存手段。不錯，不動產可以保值甚至增值，但是，利用不動產增值需要主權國家及其政治力量的保護，比如依附於美元之上的華爾街資產所依賴的中東石油，要保證其完全以美元交易，取決於美國軍事力量在海灣存在程度；而依賴主權國家保護的資產，其安全就沒了絕對保障，更不用說增值了。比較而言，只有高利貸貨幣，才是金融資本家可以相對獨立掌握因而相對來說是最安全的首選。自從21世紀初美國伊拉克戰爭失敗後，華爾街金融資本日益脫離了馬克思所說的“G—W—G＇”即資本（G）經過商品實物（W）使其資本增值（G＇）的公式，日益轉入“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即赤裸裸的通過高利貸實現資本增值的公式。現在，華爾街資本又回到它的最初的“貨幣財產”的形式，這是對工業資本的反動或曰“返祖”形式。

目前，國際資本的重心正由美國向英國為首的歐洲體系轉移，美元體系向英鎊體系的由大西洋西岸向東岸轉移的趨勢正在悄然發生。2015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在華盛頓召開。二十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也將舉行會晤。《紐約時報》發文感嘆“美國的盟友都被亞投行誘惑”，稱“在全球經濟盛會上，美國領導地位日顯衰落”。文章認為，由於美國兩黨長時間的內耗、奧巴馬的有心無力、分裂政府的機能失效、國家缺乏充足的資源在全球部署經濟力量。“美國正在從國際舞台的中心撤退”，讓位給新興崛起的經濟體。今天的美國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起兩大新興力量：一個是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另一是初步整合起來的歐洲。這兩大力量對世界金融資本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記者：美國的衰落導致世界權力體系發生轉移，那麽美國衰落的根本性原因在哪裏？
張文木：導致當前美國衰落的重要原因是國家對金融監管權的喪失。明察其中的經驗教訓，對當代中國是有意義的。

美國走到今天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美國在崛起之前和之初還是一個健康的國家，工業、農業等各方面發展比較平衡。這是由於依附於美元的華爾街財團和美利堅民族的金融資本家的祖輩有許多曾在歐洲是以打倒天主教權為目的的文藝覆興及隨後民族獨立運動的資助者，在這些目的實現後，他們便在與歐洲民族國家產生的權力之爭中遭到慘敗，有的還被驅逐和流放。1805年，拿破侖政變成功，次年他便邀請法國知名猶太人召開會議，以確保這些曾在推翻舊政權的大革命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猶太人對法國新政權的忠誠。如果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和蘇聯都執行嚴厲的限制和防範猶太人的政策，可以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歐洲對這些金融資本家一直保持著高壓態勢。因此，當時華爾街或者被艾森豪威爾稱謂的“軍事—工業覆合體”的利益和美利堅民族利益還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歐洲，使美國取代歐洲的世界霸權。在這樣歷史背景下，美國資本家是支持羅斯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二戰”結束後，美國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時又出現了誰掌握國家權力的問題。“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有著深痛教訓的美國金融財團卯足了勁，一定要把國家權力掌握在手中。他們從金融即他們的長項入手，制造並利用危機，造成國家資金短缺形勢，迫使美國政府向他們借錢。借錢可以，但條件是要改革國家金融壟斷體制，理由是政府“監管不力”才造成“危機”。金融管理經驗遠不及老牌歐洲的美國政治家遠不是被歐洲人趕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對手，更沒有將金融提高到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來看待。開始有些美國政治家比如林肯、麥金萊、肯尼迪等也試圖通過提高國家對金融監管能力，將金融監管權力收到國家手中；但最後他們及其努力多為美國金融集團幹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和隨後的放權，最終華爾街將原來由國家掌握的銀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華爾街反客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銀行客戶”。結果，巴黎公社放棄銀行的監管權所造成的亡國惡果，一百年後不幸又在美國上演。美國民族資本已成為金融資本的犧牲品，殖民地現象已從南方國家向北方發達國家逆推。

我們知道，國家的實體經濟和銀行是一對國家必須依賴的互為補充的兩個支柱，銀行好比是一個人的血液，實體經濟是腎，有血可以強腎，有腎也可以生血。華爾街利用危機搞垮了美國國家銀行後，立即向實體經濟發難，利用手中的金融權力慢慢將美國的實體經濟擊垮。20世紀50年代，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的比重高達40%左右，從60年代開始，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浪潮，進入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趨勢。2009年，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的份額跌破20%，2010年繼續跌至19.4%。2008年，美國制造業增長率為1.7%，2009年猛跌至-18.7%。2010年，美國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達70%左右，狹義上的制造業在美國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7%降至目前的12%左右，其中與國民生活無關而華爾街石油集團需要的軍工產業還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使得美國由以往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不自覺地滑入一個以消費為主業的寄生性的社會結構。

尼克松任總統之前，美國貨幣以黃金為基礎，並且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協定》為標志，美元對黃金貶值，同時美國拒絕向外國中央銀行出售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實亡。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棄美元金本位而將美元與國際石油掛鉤，美國與世界上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阿拉伯達成一項“不可動搖”的協議，雙方確定把美元作為石油的唯一定價貨幣，並得到石油輸出國組織其他成員國的同意。從此，美元的強弱始終影響著國際油價的走勢。作為石油的定價貨幣，石油成為支撐美元的價值要素。之後開始炒作石油價格，利用各種方法讓世界大量使用石油，並用美元結算。比如，美國向世界宣揚近乎極端的環保主義，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費，讓石油替代煤炭，這樣美元便與海外石油掛鉤，由此必然的邏輯就是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從而實體經濟相分離。美元不再依賴實體經濟，從勞動形態上來說，美元背後的支撐也不再是民族勞動產品，與古羅馬出現的情形一樣，整個國民不再需要勞動，只要控制了石油生產國，就能保證美元堅挺。美國對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後的美國外交重點日益向中東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證石油以美元結算。此後，美國國民成了華爾街控制中東的炮灰，而美國政府也不得不在華爾街設置的一次次“財政懸崖”中乖乖就範。底特律曾是美國人引以驕傲的工業成就，2013年12月3日，美國聯邦破產法官羅茲做出裁決：底特律市符合《聯邦破產法》第9章的相關規定，符合申請破產保護的資格。這座曾經風光無限的汽車城正式宣告破產，同時它也宣告美國工業資本慘敗並屈從於商業資本的歷史的開始。自從美元脫離黃金轉為石油美元後，美國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開始分離，現在更是淪為金融資本的奴仆。

但是歐元出現了，現在人民幣也日益有了國際貨幣的趨勢。有些中東國家嘗試以歐元或人民幣為石油結算貨幣，這對石油美元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美國圖窮匕現，對於那些不願意用美元結算的國家不惜發動戰爭。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透支和傷害了美國的國力，但對華爾街來說，卻是雙重利好。軍事戰爭既拉動了軍工利潤又保證了國際石油結算以美元為主，美元結算讓美元堅挺。為了保證美元堅挺，美國必須控制世界主要產油區並為此展開持續不斷的戰爭。這時，華爾街與美利堅民族的利益至此已分道揚鑣。隨著美國在最近幾場戰爭的失敗，華爾街利益開始與美國買辦集團的利益分道揚鑣。今天，華爾街資本已有了“出走他鄉”的意圖，這對美國統治集團是痛苦的，但對美國人民和美利堅民族卻是有利的。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美國衰落是結構性的衰落。盡管美國GDP仍占世界GDP的1/4強，對外貿易總額世界第一，盡管美元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柱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仍然以美元定價為主，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美元占70%左右水平，但結構決定趨勢，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及失去改革能力的政治結構告訴我們，美國的衰落將不可避免。

“工業資本屈服於金融資本”，是美國經濟結構中不可調合的矛盾的具體表現。奧巴馬上台後曾試圖改變這種狀況，陸續從阿富汗撤軍，要搞“再工業化”。這與華爾街的利益產生了矛盾。現在的美國實體經濟只占不到12%，並且深受戰爭影響，導致美國支出巨大，國內形勢一塌糊塗，斯諾登出走、警民沖突事件不斷升級等，說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低。這就像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為自己培養出掘墓人。美國目前可以引以為豪的是軟件、高科技領域，但“好漢不失一粒米”，軟件解決不了衣食住行問題，老百姓最後是要吃飯、穿衣、住房的。這些東西不能指望國際市場的調節，老百姓一餓，沒糧食，光靠軟件有用嗎？軟件、科技產業只能解決發展問題，不能解決生存問題。人民上街多為饑寒所迫。這是唯物主義的解釋。

現在，奧巴馬看到了美國的問題所在，宣布再工業化，要實行醫療改革，推動控槍法案，這是為國為民的思路。誰知，他話音剛落，底特律就破產了，醫改、禁槍都是阻力重重。為什麽？華爾街資本家不答應。軍火商們為了保證基本的槍械市場，不惜放任國民自相殘殺。天下哪有惡醫希望病人速愈的事情。

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後，與美國崛起之初工業產品進入歐洲導致的結果一樣，第三世界的輕工業產品湧進美國，使美國工業成為多余，這不符合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卻是符合華爾街利益。華爾街在美國成了一個怪物：美國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石油擴張；軍工石油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反哺華爾街，進而進入美國財政；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使政府對華爾街依賴日益加深。如此惡性循環，致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再加上完全為歐洲忽悠起來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國還要扛起全世界事務，由此造成美國迅速衰落。

現在打仗這活兒美國實在扛不住了，如此戰爭的失敗使美元與國際石油的“不可動搖”的絕對掛鉤關系發生動搖，這迫使華爾街要考慮依附於美元之上的資產保值問題。堅挺的美元符合作為民族國家美國的利益，但是美元的堅挺才符合華爾街利益，美元如果持續疲軟，華爾街的利益就會受損，至於美國衰落，這不關華爾街的事，他們需要的只是其資產保值。這也就是目前亞投行吸引那麽多的西方國家註資的原因。可以試想，如果沒有華爾街的參與和允許，這些西方資金是不會來的。資本沒有祖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是不願意看到西方資金註入亞投行，因為這意味著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動搖和美國的真正衰落。美元是跟美國綁在一起的，但美元裏面的價值可是跟華爾街綁在一起的。華爾街不會讓自己的資產隨美元這艘曾經的“泰坦尼克”雙雙沈沒。

在美國出現結構性衰落的情況下，為其資產改選其他有實力的幣種是可行的方案。現在看來，歐元不行，歐元現在危機重重；德國馬克較有實力，但“二戰”前後的德國政治讓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較而言，英鎊是比較好的選擇。前陣香港首富李嘉誠在大舉拋售香港和內地資產的同時，又在英國乃至歐洲各國“購買”商業項目，李氏資本的這條遷移路線與上述判斷相吻合。

記者：美國的衰落對我們來說有什麽啟示呢？我們該如何應對國際資本的挑戰？

張文木：英國比歐洲其他國家較早較成熟地學到威尼斯商人金融管理經驗，這使它成為近代文明的引導力量。今天我們如果能夠批判地學到英國治理世界特別是其中駕馭國際資本的經驗，中國必將成為建設未來新文明的重要力量。

英國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權，除了其工業領先外，倫敦商人從威尼斯商人那裏學習到的金融管理本領更使英國霸權如虎添翼。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認識到，消滅資本的前提是要先學會駕馭資本。中國改革開放後，我們也認識到並基本掌握了駕馭國內資本的本領。現在國際資本主動找上門來，這樣我們不得不面臨要學會駕馭國際資本的本領。中國治理古代世界的經驗是非常有效的，但對於未來的世界治理則是新手。在這方面，英國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和美國有許多教訓都需要今天中國人認真加以研究和總結。

這個世界在變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歐洲人正在拋棄美國，不然，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就不會在2015年2月召開的明斯克會議上拋開美國和英國直接與普京討論並決定烏克蘭前途；華爾街也在拋棄美國，不然也不會“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一個多月內有那麽多的西方資本不約而同地蜂擁進入亞投行。美國的國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與此相應，關於世界未來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會主義方向匯聚。可以看出，亞投行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背後不僅是大國之間的政治較量，更是世界各種力量正從不同方向——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考慮著新的選擇。

亞投行是歷史賦予中國的機遇，更是挑戰。機遇是我們有了學習管理國際金融本領的機會，挑戰是我們不得不接受可能產生的國際資本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更大的傷害。避免傷害的辦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學習並掌握戰勝它的本領。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金融在歷史上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推動國家的崛起，也可以誘使國家衰亡。20世紀初世界金融危機逼使俄羅斯人選擇了社會主義；同樣也是國際金融力量誘使失去金融監管能力的蘇聯瞬間滅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於抵禦國際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傷害，這一點已在蘇聯初期取得的偉大成就中得到證明；但社會主義國家甚至資本主義國家若沒有管理和駕馭金融資本的經驗也會亡國，這一點從蘇聯後期乃至今天美國衰落的教訓中得到證明。《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為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和教訓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對巴黎公社領導入忽視金融監管造成的惡果非常痛心，恩格斯為一百多年前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巴黎公社總結出的這條教訓，對於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而言，更具警示意義。

近代以來迄今，我們從國際金融的受害者、拒絕者、被動適應者，到現在轉為積極參與者。今天我們在國際金融管理領域還是新手，與當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中的美國一樣，新手剛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與此相應，人民幣還要推向世界貨幣。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這個“欲使吾居爐上耶”的第一把交椅意味著在世界事務中我們要擔第一責任，如果體力不濟的話，這個責任就是扛不起並要將我們壓垮的高危重活兒。殷鑒不遠，美國就是被這金融“第一把交椅”壓垮的。翻車路上無先後，對此教訓我們要認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資本主義尤其是金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當代帝國主義已從工業托拉斯進入金融資本壟斷階段。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遠沒有解決。下一屆美國總統一定是個孟浪的主兒。為什麽？華爾街給美國政府時間不會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國政府就得留住華爾街財團；要留住這些人，先要保住他們依附在美元上的資產。在獨控中東無望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現蘇聯解體後釋放出的浮財並由此使美元升值。從美國戰略東移的指向看，他們的目標是中國。但時間又不在美國手中，而要在短期內打倒中國，美國下屆新上來的領導人就得生猛。

美國的衰落對中國不僅是機遇，更多的還有挑戰。未來幾年將來勢洶洶，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質上它色厲內荏，因為時間不在他們或她手裏，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又是紙老虎。對付這樣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別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時曹劌論戰中的方式，讓其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方針。在今天，“熬時間”仍可視為中國西太平洋鬥爭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艦事件後，希拉裏就是“一鼓作氣”而來，“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來，時間在我方一邊，除了“三而竭”，美國反華勢力不會有其他結局。

當然，擺在美國前面的還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華爾街離開後，美國“而今邁步從頭越”，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休生養息，恢覆國力。目前看，美國統治階層不敢這麽做，而美國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勢。長期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國得以自救而華爾街也明白的趨勢。革命來臨之前，他們得“狡兔三窟”，先轉移財產。
1917年剛剛過去，2017年正在到來。1917年蘇聯社會主義給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當代社會主義者要像列寧那樣，具備為社會主義自身發展利用進而駕馭國際資本的能力；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更要學會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塑造進而團結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國將給世界人民提供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未來還是會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斷：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不管哪種可能，社會主義新文明取代資本主義舊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收藏自2016-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