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了如火如荼的 “ 革命時代 “ 之後, 學術的獨立性和自足性，一度成為某種理想的學術理念, 成為批判極左理論的有效武器。然而, 當學術漸趨獨立自足, 並在新的學院體制下成為學人的文化資本之後, 知識在相當程度上便開始遠離社會實踐, 轉而成為裝點門面和炫耀才學的擺設, 成為獲得社會資源的象征資本。

今天, 高度體制化的大學教育系統, 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機制, 不可通約的學科體系, 趨向功利的研究取向, 正在使學術趨於經院化和商品化。為學術 (知識) 而學術的取向, 也就從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理念，轉變為帶有消極性的托辭。

那種曾經很是強烈的社會現實關懷，在知識探求中逐漸淡化了, 參與並干預現實的知識功能被淡忘了。當學者滿足於在書齋里和課堂上的玄學分析時, 一種曾經很重要的學人之社會角色也隨之消失了。於是, 尋找一種能夠直接參與並干預現實的知識路徑便成為當下中國人文學者的急迫要求。

當代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轉型, 各種社會和文化矛盾空前凸顯, 諸多新的現實問題嚴峻地擺在人們面前。舊有的知識範式和研究理路顯然捉襟見肘, 要回應複雜的現實問題就必須尋求新的知識範式。

這種知識範式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超越現有學科邊界進行整合的跨學科性質, 因為當下中國社會出現的許多新的社會文化問題, 決不可能在某一個確定學科範圍內得以解決, 超越具體學科成為必然的要求, 只有這樣才能揭示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複雜原因和後果。

文化研究從根本上說帶有某種 “ 反學科性 “ , 它不拘學科界限之一格, 超越了種種學科研究對象和邊界的限制, 進入了廣闊的社會理論層面。較之於純粹的知識訴求和經院化的學術思考, 文化研究與其說是一種學問或知識, 不如說更像是一種 “ 策略 “ 。它不能規範於任何一個現有的學科之內。

文化研究這種獨特的 “ 非學科性 “ 甚至 “ 反學科性 “ , 為人們解釋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諸多新的複雜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個條件, 新的知識範式必須彰顯出，強烈的現實關懷和社會批判的品格。對 “ 革命時代 “ 知識政治的普遍反感，導致了走向相反的追求純粹知識的幻象。而當今相當體制化和學院化的知識系統，很難扮演強有力的社會批判角色, 它們不是蛻變為書本上和書齋里、講堂里的玄妙學理, 便是專業性很強的學科分工和小圈子的品格。

在這種情形下, 尋找一種具有突出社會現實參與，和干預功能的研究路徑便提上了議事日程。文化研究恰好滿足了這個要求。與那些改革開放以來東漸的各路西學知識有所不同, 文化研究體現出它特有的強烈現實品格和社會參與性。

尋找一種具有突出社會現實參與，和干預功能的研究路徑便提上了議事日程。如今文化研究的諸多話題, 從中心—邊緣或自我—他者的對立二分到階級、種族、性別的分析，從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到大眾文化和媒體批判, 從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操縱，到通過大眾文化來傳遞民眾聲音, 從表意實踐的多種可能性，到權力/知識共謀關係的揭露, 從大眾文化文本的神話去魅到電視編碼/解碼模式分析等, 無不滲透著強烈的現實精神和批判意識。


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 (Stuart Hall) 的典範性研究，鮮明地揭示了這一特性。這對於“後革命時代 “ 仍強烈地關懷現實的中國學者們來說, 無疑是一條極有吸引力的路徑。

關注當下中國權力/知識的共生關係, 解析當代文化表意實踐的複雜社會關係, 揭去大眾文化的面紗, 批判社會特權的體制性關係, 關注弱勢存在並踐履社會正義和平等, 這些在文化研究中顯然是最為關切的問題。或許我們有理由相信, “後革命時代 “ 的知識政治的表現形態之一, 便是這裏所說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