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著重討論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崛起反映了 “ 後革命時代 ” 知識政治的某種內在要求, 關於它的論爭體現出人文學術知識內部，以及學者共同體內的某種張力。

文化研究的沛興導致了學術場域里象征資本的重新分配。作為西學東漸的一種範式, 文化研究不斷地提出本土化的要求, 本土化的關鍵，在於如何提出本土性的中國問題, 以及在運用西方理論解釋這些問題時產生的差異感, 進而促成知識範式的本土轉換與創新。

在當代中國, 文化研究面臨著知識的學院體制化和商品化雙重壓力, 恪守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現實關懷是保持其鮮明傾向性的關鍵所在。

劉康教授的文章《從區域研究到文化研究: 人文社科學術範式轉換》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概括起來, 有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知識政治問題。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政治關聯。他用福柯的權力/知識理論分析了美國區域研究的興衰過程。

其次, 反思性批判與知識創新問題。對西方學術的引進如何反思性地加以批判, 進而產生中國本土化的理論議程和理論範式, 由被動的 “理論消費國” 轉向 “理論生產國” 。劉文對這些問題是從外部來加以審視的, 我則想從內部來對這些問題加以考量。換言之, 劉文關切的是中國知識界，如何接受外來理論並加以創新, 我關心的問題則是文化研究的崛起，對當下中國及其知識生產意味著什麽。

作為回應, 我將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文化研究上, 暫不涉及區域研究問題。近些年來, 有關文化研究可謂爭論不斷, 贊成者有之, 反對者亦有之。這也許是規律性的現象, 舉凡任何一種新範式、新思潮的出現, 都會引發其知識譜系或合法性的爭論。

其實, 當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新的思潮或研究出現在西方時, 也曾引發過熱烈的爭論。當然, 在中國當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 關於文化研究的爭論，還有一些值得深省的本土意義。

在我看來, 關於文化研究的爭論有兩點值得關注。一點是作為一種西方的理論範式, 文化研究在中國本土當代情境中是否必要。換言之,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文化研究如何從 “ 西學 “ 成為 “ 中學 “ , 成為本土化的問題意識的產物。

另一點則是圍繞著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互關係而產生的爭論, 究竟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研究, 還是堅守文學研究抵制文化研究, 或 “ 第三條道路 “ 兩者互補。

問題的核心是：兩種範式有無根本衝突或對立, 如何處置這些衝突和差異。如果說前一個問題呈現為中西知識譜系之間的某種張力關係的話, 那麽, 後一個問題則體現為本土知識內部不同研究範式的緊張關係。二者最終都關係到當下中國文化研究為何與如何的問題。

以下, 我將分幾個不同的層面加以討論。

一、文化研究的知識政治

首先，我們來討論一下文化研究的知識政治問題。

在當代社會, 並不存在任何純然客觀或價值中立的知識。福柯關於話語形成的理論表明, 權力必然和知識相伴相生並相互作用, 離開權力, 知識便失去其功能。所以, 知識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與政治相關聯。

知識政治通常呈現為兩種形態。一種是福柯所說的權力對知識的控制與變形。大凡經歷過 “ 革命時代 “ 的學人, 對此一定不陌生。政治權威直接左右知識的話語形式, 這是權力從外部對知識的政治宰制。


不過, 知識政治還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它來自知識的內在要求和動因, 強調知識對社會現實問題的介入和作用。如果我們從後一種形態的知識政治來審視, 那麽, 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興盛, 大約可以看作是 “ 後革命時代 “ 特定知識政治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