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不敢看輕光潛先生的著作而獨重其翻譯。光潛先生的理論自有專家去總結，我只想說，好的翻譯，實在比一般所謂的創造更為難得。國人譯述西學，有“翻譯機器”，即自己不加研究，拿來就翻，翻必求多求快，似乎成果累累，實則災桃禍李。另有述而不譯，得意忘言者，專著層出不窮，卻極少乃至全無翻譯。

後者又可分為兩類，一類以翻譯為稗販之學，機械勞動，為人作嫁，故不屑為，不願為；一類因翻譯難以藏拙，暴露語學程度之淺尚屬小事，更可怕的是要顯出母語方面的無能，故不能為，不敢為。以現代漢語翻譯西書，根本的考驗是如何發揮母語的極限，以傳達異域文情的實際。這種考驗，蓋遠甚於在母語內部的寫作之難，所以真正的譯才非卓有成就的文體家不可。朱先生的譯著確實有鮮明的文體個性，這和他早年慕習桐城派古文肯定有關係，但那蘊涵宏富的譯筆，又豈是桐城所能範圍的。朱先生實在是全身心地撲到翻譯中去了。他也研究，也翻譯，翻譯是有研究的翻譯，研究有翻譯的研究，這只要看他所譯之書不離一生所系的美學即可知。他是異常勤勉的人，輕易不對西書說三道四，用寥寥數百言向國人介紹一本自己不準備翻譯過來的外文著作，此等“書話”，他很少去做。他要介紹，就花大氣力進行研究基礎上的翻譯，因為橫說豎說，不如自己做“舌人”，讓高鼻深目者通過自己的嘴巴而有所說。在介紹西書這一點上，翻譯勝過淺嘗輒止鳴高獵奇的“書話”不知多少倍。極而言之，對於外文著作，一定要寫“書話”，翻譯才是真正的“書話”。光潛先生這方面有數的幾篇“書話”，確實都是為自己的譯作而寫的序和跋。

筆者做大學生時因為喜歡光潛先生的譯文，生出理論興趣和偶爾弄筆的衝動，畢業後一氣讀了六年的理論，可惜終於一事無成。這倒不能全怪客觀上沒有從事理論的條件，仔細想想，當時所謂理論興趣，或許僅僅是對朱先生的譯文的興趣。作為這種誤會的痕跡，是至今還常常不自量力，業餘翻譯不輟，並多少做點和翻譯有關的理論思考，雖然“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但竹頭木屑，也皆可慰情。這一則是見獵心喜，並相信翻譯是創作之外錘煉母語的最佳手段，一則是不忍遽然自棄往昔所好，但主要還是想通過直接面對西書，善養其肅然求知的本分。這自以為不壞的習慣，當然要深謝光潛先生的所賜。

猶憶本科二年級時一個陰雨的下午，因為在哪本書上讀到朱先生所譯黑格爾美學的大段引文，很想一睹全豹，急吼吼地跑到圖書館，終於將三卷四冊的《美學》找齊了，按捺不住的高興。正辦借閱手續時，旁邊有一老者幾乎看不出地搖了搖頭，用幾分憐惜的口氣說：“唉，又是‘美學’，年輕人真會趕時髦。”始終猜不出這位老先生究竟是何方神聖。驕傲啊，都不肯向那冷言冷語發出的一角轉過頭去。他或許是和美學甚有因緣的學者，或許是因為美學而翻過筋斗的過來人？當時哪管這些，面孔有點漲紅，但多半是不服，並就這不服中頂住不知是誰的搖頭和嘆息，像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抱著黑格爾昂然走開了。少年豪情，

而今安在哉。

1997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