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文采得山川之助，光潛先生的筆墨則更多由中西方浩瀚的典籍之海流溢而出。讀沈從文，可留連山水，雖然《邊城》式的清醇的旁邊，陳列著粗獷拙直，但那身在曠野的逍遙，卻是沈從文的好友、身為當年“京派”另一主將的光潛先生所不能提供的。讀朱先生的書，是從這本書到那本書的跋涉。他追求的是對書中之理的抽繹，編織，條貫，一生在書中過活。他讀了那麽多書，又那麽有耐心一一向我們介紹這些書中密如蛛網而且常常晦莫如深的思想線索，真讓人不得不佩服。

那時簡直拿他當大儒看了。後來讀魯迅《題未定草》關於“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嚴肅的調侃，一邊是拔地而起不多不少的自然之文，一邊是朱先生的明顯造作堆砌的強為說理，對比太強烈了。再想到自己疏隔沈從文而耽讀朱先生的無奈（沈從文已成過去，朱先生則屬於當前），以及這無奈中日日失去的東西，模模糊糊的似乎明白了在現代中國，所謂理論有時實在不過是和世界隔離以後徒然用文字做一些自我欣賞的渲染。說穿了，是精神上一種自我哄騙。我對朱先生的敬仰忽然減去許多。佩服還是佩服的，但多半是在他辛苦編織的理論之外了。

光潛先生理論以外的文字確實另有一種氣象。他和宗白華先生一樣，都提倡“不通一藝莫談藝”，對文學尤多會心，又曾是現代“京派”的中堅，倘若卸去理論的華兗，他還是一個過硬的詞章家，不像後來的“美學工作者”，除幾條半通不通的理論外，談到文學藝術，簡直要隔到十萬八千里。光潛先生的文章，盡管有時輕於變化，不能持論，但濟之以學識，增之以藻采，從容不迫，明白曉暢，又實在是一個優點。娓娓道來，誨人不倦的風度，我覺得還在其次，因為那容易令人想到一個長者或許可以避免的愚闊和軟弱。

早期《悲劇心理學》和《詩論》之外，最讓人愛重的，恐怕還是翻譯。朱先生做翻譯，似乎比自己立論更見神采，文辭也更自由。雖然譯別人的書，卻多少揉進了自己的個性與理想。別的不說，他所譯的黑格爾《美學》給人的印象就極深。據博學之士稱，朱先生的譯文是包含了“創造”的，可盡管如此，至少美學家的黑格爾仍然屬於“朱記”，此外別無分店。這種印象，即使看了王造時、賀麟諸先生對黑格爾其他著作的翻譯，恐怕也還無法湔洗。

說理之書，由西洋輸入中土，一名之立，也要“躊躕旬月”，而朱先生在自己艱難的理論掙扎中，為中國讀者包括許多理論上的對手以及根本稱不上對手的胡攪蠻纏者翻譯的西方美學著作，就有柏拉圖、歌德、黑格爾、克羅齊、維哥、萊辛等人的數百萬言，這需要多少西緒福斯式的推石上山的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