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越界者薩德是這種雙重身份的代表：同時既是褻瀆者又是範式，同時既抹除過去又奠立未來。對傅柯而言，這便是由越界所定義的文學反式考古學，其存有論地跨越一切既成話語的同時，並不是停駐於（順式）考古學所考掘的語言事件及其現場，不是對構成過去經驗的考古學土壤從事單面向的分析，而是進一步反向摺回，成為一種，以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與瓜達希 (Félix Guattari) 的術語來說，「朝向未來人民的文學」，成為指出未來（而非過去）無定限可能的姿態。這種同時涵納二種非辯證式逆反運動的「既…既」，成為薩德所曾從事的，在抺除其之前的一切哲學、文學及語言之際，同時賦予語言由越界所迫顯的無定限的界限 (limite indéfinie)。

由是，構成傅柯文學布置的越界似乎一開始便以一種時間軸線上的怪異逆反所給予。表面上，越界被定義為對於既有法則的褻瀆，實際上卻是一切無定限未來的展開。反式考古學成為考古學意義下的

「回到未來」，成為從「所是」（過去）到「所是中的不再所是」（未來）所畫出的抽象彈性之線。這種激進的書寫在眾多作者的推波助瀾下，使得文學從十九世紀開始等同於語言界限的獨特操作，書寫意味勉力停駐於語言即將不再是日常或邏輯語言的界限上，也在一切可能與理性話語即將噤聲、口吃、錯亂及瘋狂的邊境上。語言在此與其他能力（視覺[影像]、聽覺[聲音]、觸覺、嗅覺…）斷裂，不再是「溝通或分析的語言」，不再是「神的語言」，不再是「爸爸媽媽的語言」， 不再是任何法西斯領袖或大寫父親的語言，甚至不再是任何「的－語言」(langage-de)，而只是語言自身。作為文學的反式考古學，越界首先迫使語言只能以赤裸狀態呈顯（「沒有任何內容能連結於它…」， Foucault, 1994a : 238），緊接而來的結果，便是致使「文學不再能被給予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客體」(Foucault, 1964 : 2)。亦即在語言的赤裸狀態下，從事越界習練的文學本身亦不再可能由任何情節所包覆（至少，情節在此成為次要的）；越界一方面迫使語言剝除其一切既有內容，赤裸存活於自身界限上，成為總是指向域外的元素，另一方面， 無內容的空洞語言存有其實卻又是僅能自我映射的怪異鏡像，文學的客體因而是而且僅能是文學本身。於是，文學成為述說且不斷述說、展演自身的在己存有 (être en soi)，然而其所憑藉的語言（其用以說之物與其所說之物）卻弔詭地早一步成為雙重缺席的存有 ⁸。

傅柯的文學布置似乎是一種多重空無的加乘，或是疊置缺席的交互鏡像。如果透過反式考古學的操作，越界書寫意圖對既定歷史與典範「去摺曲」(déplier)，這個操作本身則僅為了「再摺曲」(replier) 成一種文學存有， 或者反之，當文學總是意圖摺曲於自身時，越界書寫卻不斷將摺曲本身迫往「去作品狀態」(désœuvrement)。傅柯的文學布置是一個去摺曲的摺曲，或不斷褶曲的去作品。當吾人欲在此開展、爬梳文學的意義時，卻愕然發現文學的意義僅存在於當它蜷縮或回捲於空無的自身時。

在越界的前題下，文學成為一種在自身、對自身或根據自身的重複，且僅在此重複中，文學成立 ⁹。然而，這個在空洞中不斷重複自身之物究竟是什麼？是文學。但文學是什麼？是文學的重複。文學最終引發一個套套邏輯，一個惡性循環，一個沒有出口的定義迷宮，一個多重轉移的語言癌症。

8 關於越界與「雙重缺席」，請參考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事件－邊界系譜學〉。

9 「書寫，並非去勾勒語言的必然重複，書寫，就文學意義而言，我認為就是將重複置於作品核心本身。」(Foucault, 1964 :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