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是非常偶然地、有意識地思考自己的死亡。或許是出現了一個怪異的鼴鼠，或者在轎車里的一次緊急呼叫，或者聽說和他們年紀一樣大的名人去世的噩耗。或者在午夜時分，輾轉反側睡不著，腦海中突然出現了不可避免的最終結局。與此相反，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死亡，其實也是每個人的死亡，至少在我從事的職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如此。你可能猜測我是殯葬業者、驗屍官或腫瘤學家。其實，我是社會心理學家，我關注的焦點一直是試圖理解人的社會行為。死亡與理解人類行為有什麼關係呢？關係之大要比我們很多人想的程度高得多。 

我的童年是在紐約市南佈朗克斯區工人階級意大利裔社區度過的。很多非洲裔美國人家庭遷往那個地方。當時，我記得對人的兩種觀察令我感到十分惱火：他們的驕傲和偏見。我周圍的人個個都似乎認為他們在任何事上都正確無誤，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聰明、更有道德。我的鄰居們似乎有一種傾向，反對那些比他們膚色更黑的人。我偶爾會想到這種傾向，雖然我周圍的人似乎沒有這些困擾。後來，到了中學時，我得到一本喬納森·斯威夫特的《格列夫遊記》（1726），我吃驚地發現就在這本書里終於看到有人對人類的看法與我完全一樣。可惜那個人早在1745年就死掉了。

這重新激發了我對人類習性的興趣，所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決定選修心理學以便了解更多東西。後來我到堪薩斯大學讀社會心理學研究生，和舍爾頓·所羅門（Sheldon Solomon）和湯姆·派澤因斯基（Tom Pyszczynski）等人是同學。我開始研究人的偏見，研究人們保護自己驕傲和自尊的方式。我們了解到人們從事所有形式的心理鍛煉為的就是對自我和所屬群體的感覺更好一些。若不能成功做到這一點，他的生活功能就會差些，往往遭遇焦慮和憂郁的困擾。但是，我們的研究並沒有回答心中的問題，為什麼人們在自尊和所屬群體的優越性上投入這麼多。那似乎僅僅是理所當然接受的現成東西。 

所以我們從心理學領域之外尋找答案，發現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厄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1924-74)）的著作。他在《反抗死亡》（1973）中給了我們答案，該書在1974年獲得非虛構類作品普利策獎，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伍迪·埃倫（Woody Allen）都是它的崇拜者。貝克爾帶領讀者來到一個熟悉但很少參訪的地方，當人們面對自己必然死亡時到底意味著什麼：“人是像征性的自我，有名字的生物，活生生的歷史。但是，最終他還要返回到幾英尺下的土地之中無聲無息地腐爛並永遠消失得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