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3)

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

後來的人有一個印象,反共文學壟斷了所有的發表園地。其實以張道公之尊,挾黨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報》號稱國民黨的機關報,它的副刊“正正經經的文章,簡簡單單的線條,乾乾凈凈的版面”,數十年後,小說家孟絲還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靜矜持,從未參與“集體暗示”。陳紀瀅是“立法委員”,《中央日報》董事,中國文協實際負責人,他推介一篇書評給中央副刊,耿老編照樣退回。蕭鐵先編《掃蕩報》副刊,後編《公論報》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聯合報》發刊,正值文獎會作業高潮,聯合副刊登過張道藩、王集叢的論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態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聞》(《中國時報》的前身)增加文學副刊,聘徐蔚忱主編,余社長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編避免反共文學,和他在中華副刊主編任內判若兩人。

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張道藩完成《三民主義文藝論》長稿,發表之前連開兩天座談會,征求意見。他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立法院長”,“中國廣播公司”前任董事長,現任常務董事,座談地點借用“中國廣播公司”新公園大發音室,論文發表後,“中廣”也沒制作一個節目踵事增華。

據我回憶,當時對反共文學積極捧場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華。文獎會也只能每月選出一兩篇樣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時間保持常態,文章可能與反共有關,也可能與反共無關。女作家的“身邊瑣事”依然熱門,撤退來臺的“六十萬大軍”,戍守外島海岸山地農村,大部分沒有家庭生活,愛看她們的小孩小狗小貓,編織白日夢。美國雜誌《真實羅曼史》和《讀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搶譯搶登。不久,《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與報社當局意見不合辭職,“孫大炮”未能轟垮敵壘,他自己先彈盡援絕了!《民族報》副刊的編輯方針與反共文學運動脫鉤。

再看那幾部主要的“反共小說”:陳紀瀅的《荻村傳》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華夏八年》在《香港時報》發表,楊念慈的《廢園舊事》在《文壇》月刊發表,王藍的《藍與黑》在《婦女雜誌》發表,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姜貴的《旋風》(原名《今梼杌傳》)由作者直接自費出版。至於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更是由美國新聞處一手安排。這些小說都沒有“占用”臺北各報副刊的篇幅。

若論文學期刊,那時政治部創辦的《軍中文藝》,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創辦的《幼獅文藝》,張道藩不能影響。師範等人主編的《野風》,崇尚純文學;平鑫濤主編的《皇冠》,初期偏重綜合性商業性;潘壘主編的《寶島文藝》,程大城主編的《半月文藝》,都有自己的理念。孫陵主編《火炬》,高舉反共文學的大旗,奈何壽命太短。想來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創辦的《文壇》投入最多,時間也最長久。

一九五○年三月,國民黨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張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學”時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學時期”並沒有許多人想像的那麽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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