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余秀華的一個視頻，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書、聊聊天、打打炮，一個詩人，對人類的命運、對祖國的未來考慮都不考慮，想都不想；從農村出來的詩人，把農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對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統統忘得一乾二凈，這不可怕嗎？評論界把她捧紅是什麽意思？評論界的嚴肅呢？我很擔心。今天嚴肅地談這個問題，是強調對歷史負責。不對歷史負責，就會被歷史嘲弄，成為歷史的笑話。”

《在北師大課堂講詩》（譚五昌著，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布會只是2018年北京圖書交易會中數百場活動中的一場，卻因著名詩人食指“炮轟”余秀華，引發熱議。

對此，余秀華在微博中回應道：“食指先生說我不提‘農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個高深的課題：人們向往田園生活，憑什麽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為一個農民，眼睜睜看著鄉村文明的流逝啊。再過幾年，哪裏還有原始的農村啊。”

爭議本屬正常，耐人尋味的是：二人話語體系完全不同，儼然在兩個平行空間中“對話”，幾乎無法達成共識。

“炮轟”並非食指講話主旨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余秀華曾說：自己沒讀過食指的詩，對食指完全不了解。

食指是朦朧詩的開創者，據齊簡在《詩的往事》中說：“郭路生（食指的筆名）的出現使詩歌的形式發生了一場革命，他啟發和激勵了一批更為出色的詩人。從這個角度看郭路生，稱之為當代的第一人是毫不為過的。”

因為疾病，食指長期不為公眾所知，被稱為“被埋葬的中國詩人”。幾乎所有朦朧詩初期代表詩人都從食指的創作中獲得過營養，他的《相信未來》與北島的《我不相信》之間構成微妙的精神聯系。

回過頭來讀食指，會發現他的詩雖不華麗，卻自有風度，其中的單純與真誠將作為經典，永存於白話詩歌史中。

作為曾開風氣之先者，食指當年飽受質疑，也曾被指為“成為歷史的笑話”，為何他要將同樣的標簽轉貼給余秀華？

需要說明的是，食指全部發言3分鐘左右，主旨是表達對白話詩發展現狀的擔憂，認為應回歸“大眾性”與“民族性”。所謂“炮轟”余秀華，只是對她一段視頻中所表達出來的生活態度不滿，並非對余的創作評判，不必過度解讀。

在讀者關注漸少、圈內人日益封閉的當下，食指不是居高臨下地痛斥讀者不關注文化，而是努力反省白話詩創作自身問題，體現了勇氣與擔當。只是類似聲音太少，加之批評正被娛樂所異化，致食指的聲音很難不被誤會。

食指的焦慮從何而來

食指的激烈批評表達了他的焦慮，這焦慮從白話詩正式誕生第一天起，便橫亙在幾代創作者心中。

正如韓寒所說：現代詩歌和詩人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古詩的好在於他有格式，格式不是限制，就像車一定要開在指定路線的賽道裏一樣，才會有觀眾看……所以，古詩有存在的必要，現代詩沒有存在的必要。

韓寒嘲諷道：“因為它已經不是詩，但詩人還以為自己在寫詩。”“這年頭紙挺貴，好好的散文，寫在一行裏不好嗎。”

這些話點中要害：白話詩作為文體，至今沒有找到存在的理由。

文學不是哲學，在表達思想的同時，必須建立獨特的“有意味的形式”，才能成為藝術。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藝術源自舞蹈，原始人本是共同參與，後因人口增殖、場地不足，只好留下技術較好的舞者，其他人成為觀眾。而有了觀眾，藝術也就產生了。

藝術總以“更熟練的技藝”為前提，則白話詩的技藝何在？因過度強調“我手寫我口”，它幾乎是沒門檻的——人人可以欣賞，人人可以品評，甚至人人可以創作。在今天，已無“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可能。

文體過度開放，難免產生兩種結果：

其一是創作者自立法度，將未必屬於詩的一些外部標準強拉進來，作為確認自己更高明的借口。為強迫讀者接受此標準，不惜借助語言暴力、權力的加持。

其二是大眾對這種隱含秩序不明就裏，待之以冷漠。

隨著社會走向多元化，白話詩讀者越來越少，這本是其內部困境造成的結果，卻常被誤判為外部原因的產物，所以在圈內，指責創作者、指責讀者、指責社會風氣等頗為流行。

在各種光環包圍中，食指仍是犀利的批評者，這讓人敬佩，但他的批評並未超越圈內俗見，仍存巨大漏洞。人們有理由反問：“大眾性”與“民族性”真的是解決方案嗎？這種比較模糊的外部標準真能為白話詩續命？

余秀華並未脫離 “大眾性”與“民族性”

余秀華的回應耐人尋味，她說自己沒讀過食指的詩，這很可能是一種提醒：食指應先讀讀自己的詩，再來談“大眾性”與“民族性”之類。

余秀華成名於“網絡狂歡”，但從2006年詩人趙麗華的“梨花體”算起，詩壇先後出現過“羊羔體”、“咆哮體”、“烏青體”、“歌頌體”等，均屬曇花一現，而余秀華的人氣卻越來越高。可見，沒有創作支持，熱度無法持久。

余秀華曾制造過噱頭，但那是為展示創作而采取的無奈之舉。在余秀華最優秀的作品中，體現的恰恰是細節化的鄉村生活，契合了“大眾性”與“民族性”的要求，比如：

如果給你寄一本書，我不會寄給你詩歌

我要給你一本關於植物，關於莊稼的

告訴你稻子和稗子的區別

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

春天

余秀華創作中不乏“它們說，飛得高有什麽用呢/餓的時候/就會落下來”“每一個明天我都不確定是否還在/我的力氣只夠活著”等，都是“農民生活的痛苦”的寫照，這也是她的詩中最感人的部分。

對於這些，食指為何視而不見？可能有兩種因素在作怪：其一是男性文化的狂妄；其二是對個人敘述的漠視。

余秀華真是“把苦難煲成了雞湯”嗎

先說男性文化的狂妄。

自余秀華出道以來，圈內的否定與圈外的熱捧便一直相映成趣。沈浩波曾評論說：“無論是從其詩歌的整體水平看，還是審視其中的局部的語言、內在情感與精神，都沒有太多可觀之處。再客觀一點說，余秀華的詩歌已經進入了專業的詩歌寫作狀態，語言基礎也不錯，具備寫出好作品的能力，但對詩歌本身的浸淫還不深，對詩歌的理解也還比較淺。”

這顯然又自行建構的標準，白話詩原本否定形式，則詩的高低能否用“局部的語言、內在情感與精神”來評判？這些大詞的定義非常模糊，其實是循環論證，除了炫耀自己懂這些怪詞之外，意義有限。

難道“浸淫”更深、“理解”更深才是好詩？如果詩也要劃分出專業的“寫作狀態”，那麽李白能否算專業？專業人才能“我手寫我口”，當初何必搞白話詩？這種鉆牛角尖的“專業”詩，真就是好詩嗎？

白話詩缺乏公共法則，遂使“私搭亂建”橫行，它們名義上是為他人服務，其實是在給自己圈地，反而強化了既有偏見。

於是，男性文化將自身的審美趣味強加給女性作者，人為規定出什麽是重要話題，什麽不值一提。總之，只要余秀華不談人類的永恒生存困境、不談哲學、不關注蒼生之類，就是“把苦難煲成了雞湯”，就是業余入門級，這其實非常粗暴。

有了這種粗暴心態，則“我的力氣只夠活著”也就不算“農民生活的痛苦”了。

“兩個食指”的悲劇不應再延續

再說對個人敘述的漠視。

食指作為曾經的反叛者，其創作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他為此付出過巨大代價。從邏輯上說，他應該明白個人敘述風格與“大眾性”與“民族性”並無矛盾，他應該珍重余秀華的個人敘述風格，為何他卻反其道而行之？

一方面，可能食指沒有認真讀過余秀華的作品；另一方面，受時代與教育的影響，食指內心存在兩套話語體系，彼此很難統一，這就是詩壇上著名的“兩個食指”現象。

食指寫過“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這樣的名句，但他也寫過：

我來了

沿著革命道路

我邁開大步———

跨越歷史的長河

翻過時代的山峰

我自豪地

占據了人們

精神世界的

大地長空

這種要占據人們“精神世界的大地長空”的自豪，即哲學上所說的“自失”，通過宏大理由誘使自我主動消融，成為其一部分，從而獲得永恒、神聖等幻覺。

這種自我否定嚴重限制了食指的才華，正如學者劉志榮先生所說：“食指幾乎沒有產生一整套與那個時代的主流話語截然對立的對時代的想象，也因此，他在理智上並不能超出那個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籠罩，一旦涉及到比較宏大的對時代的想象時，他幾乎是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時代共名的窠臼。”

詩歌強調自我，而時代號召否定自我，這種兩難撕裂了食指，使他未能達到其他朦朧詩代表作家的創作成就。這提醒我們：作為詩人，應該真誠與幼稚，但不應因此放棄自我的抵抗，更不能要求別人也如此。

應警惕歷史擬人化

中國社會正走向多元化，難免出現各種聲音，只要不歪曲，不誇大，應平靜面對不同聲音，也包括對余秀華的、未必正確的批評。食指本可以沈默，他發聲，是為了白話詩的明天，這種呼籲與反思必有其價值，即使他還開不出解藥。

然而，也應警惕“不對歷史負責，就會被歷史嘲弄，成為歷史的笑話”這樣的話語方式，它將歷史擬人化，使它成為終極的評判者。

歷史是超複雜系統，雖保留下來很多記錄，但整體上看，數據較少，特別是缺乏高質量的數據，以目前的數據水平，很難總結出更多規律。人們所說的“歷史規律”，常常是直觀的、經驗性的、未必正確的總結，依此行事，難免犯錯。

面對歷史，我們應有起碼的科學態度。畢竟它還不是足夠清晰，用它來支持判斷必須慎而又慎，否則，個人錯覺與“歷史規律”互相激蕩，很可能走上“信心滿滿地去犯錯”的歧途。

對歷史負責，不等於說只有自己的方式才是對歷史負責，別人的方式就是對歷史不負責，過於匆忙下判斷，未免霸道，而這種霸道會以傷害的方式自我復制，永無止期。（收藏自《詩觀點》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