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這樣的契約，應該有法律效力嗎？如果沒有的話，那用什麽來阻止殘忍的男人簽署、然後違反它呢？如果有的話，你能想象違反它可能導致怎樣的司法噩夢嗎？這不是說，我們應該為凱瑟琳·德納芙等人簽署的那封法語信背書，那封信批評了#MeToo的“清教主義”的“過度”，並為傳統形式的殷勤和勾引辯護。問題不在於，#MeToo過了頭，有時近乎於獵巫行動，也不在於我們需要更多的節制和理解，問題在於#MeToo解決問題的方式。它低估了性互動的復雜性，從而不僅模糊了粗野的不當行為、與構成犯罪的暴力之間的界限，也給極端的心理暴力（這樣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不可見的）帶上了禮貌和尊重的面具。 

在回應那種堅持認為韋恩斯坦和路易·CK不是一回事的看法的時候，#MeToo活動分子們聲稱，那些這麽說的人不知道男性的暴力是如何運作、如何被經驗的，以及，在女性面前打飛機，在經驗上和身體的強暴一樣暴力。盡管這些主張有正確的地方，但我們也還是應該對支撐這個論證的邏輯，提出明確的限制：人們的感受，不可能作為衡量本真性的終極標準，因為感覺也可能帶有欺騙性。如果我們否認這點的話，那麽我們也就徹底否認了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在一種真正有效的父權式的支配中，一個女人，甚至不會經驗到她所扮演的、作為一個被羞辱、被剝削的受害者的角色；她僅僅是接受她的屈服，把屈服當作事物秩序的一部分來接受而已。 

我們應該記住，父權式的支配同時腐化了它的兩極，包括它的受害者，或者，用阿瑟·庫斯勒的話來說：“如果權力腐敗了，那麽反過來說也是對的；迫害腐化了受害者，盡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也更加悲劇的方式為之。”結果，我們也應該談論女性的，（對男性的）操縱和情感上的殘忍。最終，作為對男性支配的絕望的回應，女性以她們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反擊。而我們也應該承認，在我們社會的許多部分（在那里，傳統的父權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男性也處在同樣的壓力之下，如此，正確的戰略，應該也對男性的焦慮做出回應，並努力在女性為解放而進行的鬥爭，和男性的憂慮之間促成同盟。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的傳統的權威被削弱了——的驚慌的回應；而（女性）為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也應該包括向男性證明，何以接受解放了的女性，有助於解除他們的焦慮，使他們能夠過上更加滿足的生活。 

契約性的性的主要問題不僅在於其法律形式，也在於其隱藏的偏見：這樣的契約，顯然給予隨意的性行為以（相較於經常、固定的性行為的）更高的特權地位。在約炮的時候，啪啪啪雙方互不相識，當然會想要避免關於他們的一夜情的誤解。但我們也需關注長期的關系，在那里，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要比韋恩斯坦式的景觀式的強迫性行為更微妙得多。

說到底，在這里，法律和契約是無濟於事的——有用的，只可能是一場風俗上的革命。但在今天，當我們面對的，是看起來更加迫切得多的“真”問題的時候，為什麽要談論禮貌和風度呢？在談論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不就又回到了德昆西關於簡單的謀殺藝術的妙語的層面上了麽：“多少人從無拘束的恐怖和經濟災難開始，以派對上的糟糕行為告終？”但風度的確重要。在緊張的情景中，風度關乎生死，文明與野蠻只有一線之隔。 

關於最近爆發的，值得注意的公眾的庸俗，一個驚人的事實是：過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偶爾的庸俗，是伴隨政治上的左派而出現的：學生革命者經常用平常的語言，來強調他們自己和官方的政治，及後者精心打磨的政治黑話不一樣。而今天，庸俗的語言，則幾乎成了激進右派的專利，於是，左派發現自己處在這樣一個驚人的立場上：如今，他們倒成了體面和公開場合的風度的保衛者。禮貌（風度，殷勤）不只是服從外部的合法性，但也算不上是純粹的道德活動。它是由人們不會嚴格要求你去做（你不會因為不做它而犯法）、但會期待你去做的事情構成的，模棱兩可的不精確的領域。在這里，在我們面前的，是暗示的、不被說出的規則，在這里，事關得體，而我們面對的，是某種主體在正常情況下與之有著非-反映性質的關系的東西，某種作為我們自發的體貼的一部分的東西，是織入我們繼承下來的風俗的實質的，由風俗與預期構成的，厚重的織物。而政治正確的自我毀滅的僵局就在於此：它試圖明確地表述、甚至用法律來規定構成風度的材料。（本文譯自Salvoj Zizek,“Sex, Contracts, and Manners”, 原載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sex-contracts-and-manners/，譯者王立秋。愛思想網站2018-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