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史》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這一行程的多層次含義。第一層，自然意義上的逆流而上；第二層，人生意義上的逆流而上，即人們因誘發了惡而走向獸性人生；第三層，歷史意義上的逆流而上，即人類的集體倒退造成了歷史的倒退。

在這些層次中，最有藝術感染力的還是第二層次，因為有了它，自然才有了人性，歷史才有了感性。

當藝術家對人生作了總體概括，並把它與自然和歷史相對應的時候，人生也就擺脫淺表層次而趨向了哲理化。對現代藝術家來說，人生意識與哲理追求是相依為命的。

就此，我們必須專門來談談哲理的問題了。

第5章 哲理品格

不管有多少理論家一再表示抵拒，現代藝術無可掩飾地從各個方面顯示出了自己的哲理品格。

1968年，法國龔古爾獎的獲得者、著名作家彼埃爾·加斯卡在《論長篇小說》一文中指出：

簡而言之，對於長篇小說來說，從研究心理的“怪事”過渡到人的哲理概念——處在他的時代的自然環境中的人的哲理概念——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1986年，中國科學家錢學森對文藝理論和美學發表意見，再一次重復了他早已申述過的意見：

我以前講過，在藝術里最高的層次是哲理性的藝術作品。

許多藝術理論家抵拒哲理來訪的理由之一，是害怕它會涵蓋一切層次，而他們的審美經驗對它還比較陌生。其實，不管在哪一個時代，直到遙遠的將來，藝術也不會以自己的最高層次推向全民，更不必擔心有了最高層次就會取消了其他層次，因為沒有其他層次也就無所謂最高層次。在當代，人們對哲理性藝術的呼籲和實驗，是為了在我們原先過於單一的藝術領域增加一些層次，而不是用一種新的單一來取代舊的單一。

藝術理論家抵拒哲理來訪的理由之二，是以為它會以一種教條式的邏輯形態或宣講形態出現，而這種形態早已取厭於廣大讀者和觀眾。其實，這是一種以誤解為前提的抵拒，包括著對19世紀以后的世界文藝史的模糊。哲理性強的作品大多是寡言的，甚至全然沈默不語。

藝術理論家抵拒哲理來訪的理由之三，是斷言中國觀眾不會自動去購買思考的艱辛。其實，這又是出於對思考的單一化理解。藝術的思考，不是哲學論文式的思考，不是智力遊戲式的思考，而是意會，是神交，是頓悟，是心有所感而不必道之的那種境界。審美活動是人類自由的表征，藝術的思考是一種飽含著自由愉悅的思考。哲理性的藝術為這種自由和愉悅提供了一個契機，人們進入與否，進入深淺，都取決於自身的審美內驅力，而不必苦惱地承擔義務。

藝術哲理的本質，是在審美意義上對人生意蘊的整體性開發。

在遙遠的古代，原始人也曾產生過浩茫混沌的整體感。后來，隨著社會生活的複雜展開，分工漸細，這種整體性就逐步消退，致使藝術氣韻上反不如早期人類。

在大變革的時期，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階段，人們要換一副全新的眼光來打量世界和人生，因此又會產生整體感和哲理性。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情況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人類在各個學科領域快速推進，使得重新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世界，既具備了必要性，也具備了可能性。星系的秘密、地球的構造、物質的組成、時空的奧妙、生態的平衡……都被列入重新研究的范疇，而每一個問題都不是局部性的。在這樣的時刻，人類在某種程度上又體驗到了早期人類空廓、天真的心態，萌發出對一切“常識問題” 重新追根刨底的犟勁。這種勢頭，正是現代藝術呼喚整體性哲理的精神背景。呼喚自古至今的“整體性哲理”，其實也就是呼喚錢鐘書先生所說的“天心”，或者說，呼喚足以統領大千世界、人性世界的“神性”。

這種超越性精神探索的勢頭，在19世紀末已有多方面的成果。挪威劇作家易卜生，是這種勢頭的明顯體現者。他以《玩偶之家》、《人民公敵》等作品深刻地表現了當時社會中一個個重大問題，產生過廣泛的社會影響。但是，不少現實主義的文藝史家總是深表遺憾，認為他的這些優秀作品產生於中期，而前期、后期則因“象征主義”、“神秘主義”而遜色於史冊。

其實，這種評價很不公正。易卜生的前、中、后三期，實際上是他對生活的整體把握和局部把握的輪番試驗。這種試驗之所以犬牙交錯，是因為時代交付給了他多種動力和多種可能。要整體地把握生活，必然有哲理追求，因而也就必然要采用象征手法；整體把握總是難於窮盡的，因而又難免神秘和悲觀。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理應給他的《布朗德》、《培爾·金特》、《野鴨》、《建築師》、《我們死人醒來的時候》、《海達·高布樂》、《小艾友夫》等作品以更高的評價。這些作品對世界和人生作了整體探索，因而失去了某些痛快乾脆的現實主義風致，但20世紀的后起藝術家們卻願意更多地汲取這些作品的藝術經驗。

總之，我們不能把世稱“現代戲劇之父”的易卜生身上真正散發出來的現代意識，判為瑕疵。前些年，當《培爾·金特》在我國上演的時候，許多“諳熟”易卜生的戲劇家驚嘆發現了“另一個易卜生”。易卜生處於兩個時代、兩種精神的交替期，因而像一切處於歷史交替期的巨匠大師一樣變成了兩個易卜生。后面那個易卜生，就是因整體象征而抵達了哲理。

稍稍晚於易卜生的瑞典藝術大師斯特林堡，很不喜歡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但易卜生卻仍然宣稱：“他將比我更偉大！”斯特林堡被后來名重一時的尤金·奧尼爾稱為”現代派中的現代派”。重要原因是他強化了易卜生對世界和人生的整體性探索。他寫於1902年的《一齣夢的戲劇》，可謂這種整體性探索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