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歷史地圖集》

自從班固編纂成第一部斷代史以後，傳統的史書都是以中央王朝或某一政權為體系的，反映在地圖繪制上也是如此。直到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出版《歷代輿地圖》，也只反映歷代中原王朝，而不包括邊疆地區的非漢族政權，盡管這些地區早已是清朝版圖的一部分。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的史學家大多已經注意到並在實際上打破舊的王朝體系，但如何確立新的體系卻並沒有真正解決。

如何理解和確定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范圍就是其中一個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一種意見是以今天的中國領土為歷史上中國的疆域。根據這種看法，凡是在今天中國范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的疆域區劃都屬於歷史上的中國，否則就不算中國。但是最大的矛盾是：今天的中國領土比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前的清朝已經減少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一二千年前就已受中原王朝行政管轄的地區。如果根據這一原則畫地圖，連一幅清朝的疆域圖都畫不完全。同樣，歷史上不少中原王朝的領土也遠在今天的國界之外，一定要以今國界為限，這些朝代的版圖就無法復原。這種觀點還會引出一種奇怪的邏輯：似乎漢唐時中原王朝與朝鮮、越南的關系一概均為“國際關系”，而置這兩國當時曾經是中原王朝正式行政區域的歷史事實於不顧。另一方面，歷史上在今天中國境內一些實際獨立於中原王朝的政權或自治地區卻又不得不解釋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似乎中國的疆域自古以來就是那麽大，二三千年來一成不變。

另一種意見是以歷史上的中原王朝及傳統史家承認的地區性政權為歷史上的中國。對中國今天一些邊疆地區，為了證明它們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只能尋找它們對中原王朝的“歸屬”關系，不管是名義上的臣服，或者是打著“朝貢”旗號的貿易，甚或是中原統治者或學者一廂情願的宣稱，都列之為“歷史證據”。而且為了突出“自古以來”，不得不求助於一些早已被證明並非信史的“文獻記載”。盡管如此，還有的地方連這樣的“證據”都找不到，於是就會感到理不直、氣不壯。

這兩種意見的側重點和具體內容雖然不同，但都沒有擺脫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影響，不承認歷史上中原之外的、非漢族政權的存在以及它們的合理性、重要性，因而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

五十年代末，當決定編繪一部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中國歷史、包括邊疆的和非漢族政權范圍在內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如何確定歷史上的中國的范圍，就成了無法回避的首要問題。如果說在編寫論著時還能有所取舍、詳略的話，繪制地圖卻不能有絲毫含糊。

《圖集》最終確定的原則是：“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范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又確定：“有些政權的轄境可能在有些時期一部分在這個范圍以內，一部分在這個范圍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為轉移，中心在范圍內則作中國政權處理，在范圍外則作鄰國處理。”(《中國歷史地圖集》總編例，見第一冊)對中原王朝超越這一范圍的疆域，同樣保持其完整。

根據這樣的原則，中國歷史上各個民族所建立的政權，無論是在中原地區，還是在邊疆，都得到了反映。分裂時期自不必說，即使在傳統的“統一”時期，也畫出了境內同時存在的各個政權，如西漢時的匈奴，東漢時的鮮卑，唐時的突厥、回鶻、吐蕃、渤海、南詔，明時的亦力把里、韃靼、瓦刺。有些民族還沒有明確的疆域或政區，有的雖曾有過卻已經無法查考，也在各時期的總圖中畫出了它們的地點和大致范圍，如西漢時的鮮卑、烏桓、夫余、肅慎、唐旄、發羌，東漢時的挹婁、沃沮、高句麗，唐時的靺鞨、室韋、葛邏祿、黠戛斯，明時的葉爾羌、土魯番、韃靼土默特部。對上述第一類政權，同樣選擇它們歷史上穩定的、有代表性的或最大的疆域入圖，如吐蕃即以公元八二〇年(唐元和十五年)為標準年代，顯示了它北至天山山脈，南至喜馬拉雅山南麓，東至隴東、四川盆地西緣，西至帕米爾高原這樣廣闊的領土。同時對中原王朝的版圖也作了完整的描繪，如西漢的郡縣東至朝鮮半島中部，南至今越南南部；唐朝的轄境一度北至貝加爾湖以北，西至鹹海；元朝的嶺北行省直抵北冰洋，遼陽行省東臨鄂霍次克海；都未受今國界的局限。對於歷史上一度歸屬未定或不明確的地區，《圖集》采用了不畫界，用著色示意或為兩不管地帶，或為雙方勢力交錯地帶。還有一些地區，盡管一直沒有建立地方政權(或者至今沒有發現)，卻是由當地民族自己經營的，在很長的時期內沒有歸屬於中原的或其他的政權，如十七世紀以前的臺灣，《圖集》也如實作了反映。

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圖集》每冊及每個圖組都以“時期”劃分，而不是以朝代；所以“時期”前的朝代名稱只代表它的起迄時間，而不代表它的疆域。只是為了適應讀者的習慣，才沒有直接使用公元年份。

因此，《圖集》在處理歷史上的中國的范圍以及在此范圍內的各個政權、民族的關系時，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創造歷史，為今天的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貢獻的過程；既顯示了漢族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也證實了少數民族對邊疆的擴展和鞏固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統一逐步擴大、逐步鞏固，開發逐步深入、逐步穩定的基本趨向。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論著能夠如此完滿地解決這些問題。《圖集》所確立的有關歷史上的中國的觀念以及中原王朝、邊疆政權、非漢族政權、地方政權、自治地區之間關系的原則，對於中國史、民族史、中外關系史、中國歷史政區地理等學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導意義。

《圖集》的編繪始於五十年代，定稿於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修訂並正式出版於八十年代，盡管它是一項由學者們集體進行的科研項目，但不能不涉及政治立場、國家政策和國際關系，尤其是在邊界(包括歷史時期的)、民族這一類敏感問題上。我們毫不諱言：只要還有國家和民族存在，維護本國、本民族的應有的榮譽和利益是極其普通而正常的行動，史學家也不必例外。問題是應該怎樣做？這種榮譽和利益又應該有什麽前提？在這里筆者不想討論過於複雜的史學理論，也不想對諸如政治與歷史的關系或歷史如何為政治服務一類爭論發表意見，而只想把事情簡化或集中到最根本的一點：在編繪《圖集》時作者應該如何顯示或表達自己對祖國、對民族、對人民的熱愛和忠誠？

在《圖集》的內部試行本(一九七五年以中華地圖學社名義出版)中有幾個很典型的例子：

《圖集》編繪中有一個“標準年代”的規定，即對某一時期某一政權的疆域政區，必須選擇一個具體的年份或不太長的若干年間，圖上的內容應以當年或當時的實際態勢為準。但內部本的一些全圖，各邊疆地區所畫疆域或政區往往不是同一個年代。最常用的做法是把一個政權盡管不是同時卻都曾經占有的東南西北領土集中在一幅圖上，拼湊成從未存在過的“極盛疆域”。

本來，根據《圖集》對歷史中國的定義，中原王朝與邊疆政權間的界線是中國內部的界線，與政區界無異。但在實際處理時，卻往往會擴大中原王朝的范圍。特別是在有長城存在的時期，更絕對避免將邊界與長城重合，如西漢和明的北界都要劃在長城以北，而置史書中以長城為界的明確記載於不顧。

《圖集》的設色原則是：凡屬歷史上中國范圍的用較深色，鄰國用淡色。中國內部則同一政權用同樣的顏色。內部本從秦時期開始，就將臺灣島畫成與大陸上占有今福建的政權同色。但是直到明朝，無論是總圖還是分幅圖，都還沒有注明臺灣島上有什麽政區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