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最後門閥世族把持了漢朝和魏晉的權力升遷途徑。九品中正制發展的結果是“上品無寒門”，例如我們都在體制內任職，便互相推舉對方的孩子，接班人都是紅色後代，只要是高官，就沒有一個出身低賤的。這本身就是潛規則。皇帝讓你舉孝廉，結果你舉的都是官員的孩子，他們還未必孝，未必廉。這樣就造成了門閥貴族權力的世襲化和私有化。漢跟明清最大的不同就是這一點。隋唐吸取經驗教訓，發明了科舉考試，明清進一步完善，潛規則在官員選拔方面的作用反而減弱了，公正性和平等性提高了。在這個意義上，說明清的潛規則弱於漢代，反而更有道理。

我在《潛規則》里寫過司馬直喝藥自殺故事：東漢的漢靈帝西園賣官，清官司馬直得到提升，但必須交錢。司馬直不肯搜刮百姓，就服毒自殺了。西園賣官還成了一個著名的歷史典故。由此可見，連皇帝都有“私心”，都有偏離正式規則的代理人行為，從皇帝開始，各級官員都如此行事，說明權力已經不按照正式規定方式運行了，漢代肯定存在潛規則。

順便說一句，史學界特別怕斷言“沒有什麽”。這意味著你要窮盡一切事實，只要人家拿出一條反證來，例如司馬直事件，你就得改口，至少要調整口氣。怎麽調整口氣呢？把有無問題變為大小問題。可能有時代或朝代區別的，不是潛規則的有無問題，而是潛規則支配力大小的問題。潛規則所支配的資源占多大比例，多大規模，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是不一樣的。

比如，明萬歷年間，揚州鹽商的年利潤是九百萬兩銀子，鹽商的總股本大概是三千萬兩銀子，也就是說，三千萬兩投資於壟斷行業，能得九百萬兩，利潤率30%。掙到的九百萬兩利潤怎麽分配呢？一百萬兩進國庫了，三百萬兩是各種“無妄之費”，一些莫名其妙的開銷，主要進了官府，當然也有打發黑社會和叫花子的，剩下五百萬兩是鹽商的純收入。

在晚明，潛規則對資源分配所占的比例非常清晰：正式規則，國家稅收，只收一百萬。但實際上，鹽商塞給官場上的權力代理人或者黑道的錢，合起來實際上有三百萬兩。“潛規則”、“橫規矩”，和正式規則在分配資源上的力度是三比一。可見“潛規則”比正式規則管用得多。西漢初年的情況，我沒算過這樣的賬，但我知道東漢末年“潛規則”支配的資源比例高於西漢初年。我沒法很精確地回答，“潛規則”支配的資源在哪個時代占多少比例，各自的曲線是什麽形狀，但是要說漢唐宋沒有“潛規則”是不對的。

為什麽潛規則的支配力越來越強？

鳳凰歷史：您剛才提到，“潛規則”作為官場的普遍現象，在某個朝代的初年支配力可能弱一點，到後來支配力越來越強，甚至取代正式規則，您覺得“潛規則”變得越來越強的主要的原因是什麽呢？

吳思：比如說明初，首先剛剛打完仗，人口大幅度減少，對農民來說人均土地面積多了；對官員來說，經過戰爭的錘煉，組織效率比較高，紀律比較嚴，人就比較規矩。朱元璋本人對部下管束也特別嚴，動輒成千上萬地殺官員。比如說“空印案”，是因為介紹信里填的數字和上交的皇糧不符，再回去算，來回要跑好幾個月。為了方便人家就先蓋一個印，給個空白介紹信去交皇糧，數字不對我現填現改，第二天就能給拿來改好的介紹信。朝廷後來發現改得這麽快是因為手里有空白介紹信，朱元璋一看竟然可以隨便填，那就可以做手腳，是貪汙腐敗的淵藪。然後就為這個事大規模地抓人殺人，在各地殺了上萬人。

像這樣為了一點貪汙腐敗的嫌疑就大開殺戒，朱元璋這麽做對當時的風氣肯定有影響。官員人人自危，比現在吃頓超標飯的感覺糟多了，那是生命的危險，不是撤職的危險。朱元璋也說，極少有一個官員順順當當做到底的。他還說，我選拔官員的時候，開始看忠貞可靠又廉潔，可是當了官沒幾年就開始貪汙腐敗，我殺一個又冒出一個，這貪官好象就殺不完。這就說明，明初的腐敗很常見，但是朱元璋打擊腐敗也很嚴厲。剛才說過，對正式規則的偏離率，取決於監督力度。朱元璋的監督如此嚴厲，潛規則的深度廣度自然比不上後來。

毛澤東都說文革前貪腐嚴重後人想象得太好

吳思：但是過了一些年，後輩的老人談起洪武年間就像現在的九零後說文革一樣，覺得文革挺好。《儒林外史》里，老園子一喝酒就說，洪武年間，一鬥米出的酒就比這個濃。後來的描述把洪武年間想象得挺好，但洪武皇帝自己卻覺得很不好。那麽，應該怎麽評價洪武年間的貪汙腐敗程度？這看你用什麽標準，是客觀標準，還是主觀感覺的標準，誰的主觀感覺，等等。朱元璋自己的主觀感覺是問題很嚴重，抱怨貪官汙吏怎麽就殺不光，但是後代百姓的主觀評價卻是：那會兒比現在好多了。其實毛澤東自己在文革前也說貪汙腐敗很嚴重，說我們的政權有多少已經不在我們手里了，被拉下水了。但那個時代的人回過頭來說，那會兒貪汙腐敗比現在少多了，但絕不敢說那時候沒有大規模的走後門。走後門算不算貪汙腐敗？程度不同，性質是一樣的。

官員腐敗動機的強弱可以通過成本和收益計算確定。貪來的錢物是收益，關進去是成本。還有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就是我現在的工資是多少。如果我掙的錢極少，即使我丟了這官也沒什麽大不了，或者我已經過得生不如死了，關進監獄也不過這個日子。按照農民的話，蹲監獄也不過是啃窩頭。監獄的威懾力就不強。

剛才主要計算貪汙的風險成本。從貪汙獲來的收益看，因為戰爭剛剛結束，洪武年間還比較窮，到萬歷年間，日子過得很不錯了，敲詐對象都比較肥，貪汙的收益相對會高一些。反過來，從貪汙腐敗的成本來說，萬歷年間貪汙的風險比洪武年間低多了，萬歷皇帝嚴重怠工，長期不上朝，自己還派礦吏下去搜刮百姓。那麽，如果其他指標不變的話，萬歷年間當然應該更腐敗，洪武年間應該好一點。

從1368年明朝創立，到萬歷元年1573年，已經過了二百多年。我們現在建國剛多少年？建國初殺的劉青山張子善，他們貪汙人民幣在十萬級。那時候貪汙十萬，就覺得是大老虎，現在貪汙十萬會槍斃嗎？人家到年底一送卡就上萬了，你說你不要這幾萬，跟大家怎麽相處？要是拿了的話，你就快變成大老虎了。因為大家的尺度已經放寬了，你貪個五萬算不了什麽；你不貪，恐怕在這個地方就待不住了，還要損失每年十萬的收入。所以不貪的風險很大，而貪的風險在降低，貪的收益在增加。經過這樣簡單的利害計算，大概能夠算出腐敗程度的變化。官員的大規模腐敗，法不責眾，又提高的反腐的難度，懲罰的尺度被迫放寬，呈現出正式法規跟隨潛規則悄悄移動放寬的現象。這也可以算作一條歷史規律。

從意識形態角度看，毛澤東時代人們經常喊口號，比如說學雷鋒，但是真誠的程度比現在高一點。當時多數人真信共產主義，不會說那是個騙人的東西，現在則不然。國際共運是歷史性失敗導致了共產主義信仰的式微，伴隨信仰的自我約束的力度也下降了。這些內在的成本、外在的成本，內在的風險、外在的風險合起來，就可以解釋為什麽“潛規則”會變得越來越強。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炎黃春秋》雜志總編輯吳思，采訪：蔡信，整理：唐智誠郭良（愛思想網站2014-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