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意義上看，蕭峰形象所指涉的那種焦慮就使他的英雄性格具有了一種“軟性形態”。具體地說，作為一個特殊的殖民地——香港的文化想象物，蕭峰形象，一方面是作為一種面對西方強勢而想象出的歷史性英雄，一方面又是在其復雜的身份中顯示出無法應答西方強勢、並喪失了自我處置方式的現代性焦慮的產物。因此，蕭峰的焦慮明顯地帶有殖民地文化的色彩：即由於個人身份的“混雜性”而導致的個人認同的舉步維艱。在金庸的小說中，絕大多數主人公都有自己的“身世問題”，並因為這一問題而相應地衍生出他們的性情。陳家洛與乾隆之間的血緣糾葛使陳幻想用這種關系來解決民族問題；郭靖為父母復仇時總是處在對漢、蒙之間的兩難選擇之中；楊過對生父死亡之謎的執著尋探；胡一刀等四大衛士的家族恩怨糾纏；張無忌的特殊出身使他既同時在“正邪”兩道受寵，又產生一種面對任何選擇都怯懦仿徨的性格；還有袁紫衣的冤孽身世、令狐沖的身世不明與面對師父時的無力狀態、韋小寶的“雜合”出身等等，無法一一列舉的身世現象，形成了金庸小說人物在文化讀解的層面上可以相互詮釋、互為意義的一個重要線索，也造就了他們極為相似的文化性格。金庸小說的男性主人公都有一種“憂郁癥”，顯示出生命萎縮和無力的狀態。《飛狐外傳》中陳家洛一出場，便“臉色憂郁，似有滿懷心事”，當胡斐將他誤認為滿清重臣福康安而與他過了致命的一招後，他“身子微微一晃，隨即坐穩，臉上閃過一絲驚訝，立時又恢復了先前郁郁寡歡的神氣”。用周蕾的話說，這種現代意義上的悲悼與憂郁癥患者“是一個不能克服一件珍愛之物的喪失從而最終把喪失感內化的人。……憂郁癥患者異於其他悲哀者之處，就是他顯示出一種虛妄的自我貶毀的癥狀。因為喪失的本身意義對患者來說一直是潛意識的，所以喪失的感覺會向內轉，使他覺得他自己完全無用，好象一個不公平的被拋棄的人一樣。”[13]對蕭峰來說，失手殺死阿朱，破滅了他“復仇”的幻想，從而使他無法用“貶毀他者”的形式來逃脫“自我貶毀”，他也就象那個陳家洛一樣遠避北疆，成為了一個“悲悼與憂郁癥患者”。這就典型地暴露了“蕭峰式”的殖民地文化性格：一方面是“為民為情”“拯救民族”的英雄感錯覺；一方面又永遠存在著一種深深的沮喪感與挫折感。

四、 遭遇歷史拆解的寓言形象

於是，一個充滿了差異和對立、具有多種解讀的可能性的蕭峰，也就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成功的藝術形象具有復雜的文化意蘊和審美價值。

自魯迅筆下的“狂人”開始，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就以歷史性的激情呼喚著一種救贖力量，自覺表達著獨有的烏托邦沖動；巴金《家》中的覺慧和覺新分別從兩種相反的方向預示出用“新生”來創造“新時代”的強烈欲望；曹禺劇作里的周萍則在道德合理性與歷史合理性之間找不到自己合法性的角色，[14]開始表露出角色轉型的尷尬和焦慮，最終以個人所遭遇到的毀滅命運對“五四”新文化工程中為未來中國人設計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新青年”形象進行了質疑和拆解；沿著這樣的意義線索去看，蕭峰形象隱喻性地與上述形象進行了一場意味深長的“對話”：一方面借助於對娛樂文化的“服從”，蕭峰形象先“扮演”了一個歷史英雄的角色，充滿激情地言說著這個世紀所交托給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出場方式與行為方式中不得不流露著隱藏於那種理想化沖動里的迷亂和沮喪。於是，蕭峰形象在與上述文學形象的對話中完成了一種“終結使命”，有力地阻斷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為民眾制造“英雄”和“歷史新人”的敘事動力。他的出現，表明整個二十世紀民族的英雄幻想達到了極至，又走向了終結，並極為簡捷地揭開了“五四”以來蒙在中國文學文本上的意識形態性的面紗，還原了“夢魘般的現實，戳穿了我們對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般幻想和理想化。”[15]

換言之，蕭峰形象的美學和文化價值即在於它有一種強有力的現實指涉性，用傑姆遜的話說，這個形象的寓言性質即在於：“講述一個人和個人經驗的故事時，最終包含了對整個集體的經驗的艱難敘述”。[16]在這一形象身上也就召示著一種現實的癥候：西方話語的強勢存在與傳統父親的缺席，使中國現代主體喪失了合法化角色，無法完成符合現實理性的自我安置。簡言之，蕭峰形象同時呈現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性進程的激烈要求和這一要求的歷史性拆解，從而使這一人物的所指只有在幻想這個人物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境遇中才能被尋找。

由此，蕭峰就既不是古典形態的、具有崇高性的英雄形象，也不是現代形態的、具有悲劇性的英雄形象。他應該是一個當前的、具有無法縫合多種文化沖突的寓言性質的英雄形象。古典英雄普羅米修斯，能夠“自覺地走向死亡”，將死亡看作是生命價值的一種升華；現代英雄哈姆雷特，能夠洞悉死亡的虛無，從而辨證地用“逼著自己赴死”的方式來實現對生之拷問。在這兩種英雄的形態中，前者是建立在古典社會對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以及情與理、認識與意志的和諧化的認定這一文化模式之上的，那種驚天動地的英雄斗爭，最終還是要通過人的力量相似於自然的力量形式來實現對個體人的崇高性的認同；後者則建立在工業社會中以全面展開的、人與自然的價值交換形式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對個體人的欲求的充分肯定使得他要通過與自然的對抗來實現生命的悲壯性存在。蕭峰卻試圖用死亡的形式來證明個人的文化身份——契丹子民。《天龍八部》第五十節，蕭峰放了遼主耶律洪基，便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

耶律洪基冷笑一聲，朗聲道：“蕭大王，你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祿，指日可待。”蕭峰大聲說：“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拾起底下的兩截斷箭，內功運處，雙臂一回，插入自己的心口。[17]

蕭峰的死異常突然而斷然——這一方面是又一個關於英雄的基本品質的敘事：輕生死而重然諾，輕功利而重情義；一方面，這又是蕭峰無意識地防禦和逃避焦慮的方式：即用死亡來完成自己的臣屬地位，把自己統合到一種足以抵擋對自身角色進行質疑的姿態或價值中去。而就敘事的策略言之，“死亡”本身的嚴重性可以有效地掩蓋現實癥候——烏托邦的虛無指向，而讓一陣突然冒出的悲壯感遮蔽對英雄的拆解和質疑。劉若愚講，俠的含義即在於首肯一種比生命更高的價值。而蕭峰顯然違背了這一“準則”：他對死亡的嚴重性的利用，使他的死亡失去了意義。

一個武俠小說的主人公自戕而亡，這多麼違背既定的武俠敘事規範啊，但這種敘事思路卻有特殊的功能：即有效地掩蓋現實癥候。於是，作為一種寓言，它幾乎出現在所有金庸小說的人物身上：即作為“準死亡”形式出現的“退隱結局”。金庸用理想化的話語把“退隱”描述成中國古代哲學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淡忘”，說他自己比較喜歡這種境界，就不知不覺地讓筆下的主人公走了這條路。[18]但是，這些主人公身份的混雜性和情感空間的不純粹性，都使我們看到，這些原本叱咤風雲的武俠英雄，實際上已經喪失了那種刑天式的悲壯堅韌、屈原式的執著入世和李白式的狂浪奔放，也失去了那種救贖江湖世界的信心和勇氣。香香公主的深情熄滅在陳家洛對歷史斗爭的無所用心中，紅花會也因此遠走北疆，使其成為無意義的形態；袁承志目睹李自成的退化、李巖與紅娘子的死而去了海外——他成了一個在文化與地理的視野中完全消失掉的人物；胡斐、郭靖、楊過這些金庸中期小說的人物，雖然屬於那種積極入世的英雄，但仍免不了在無奈中退出江湖；張無忌的優柔與懦弱使他在退隱後都不能安定；而狄雲、石破天，一個是有了絕世武功卻仍要回到人煙隔絕的雪谷，一個雖練成了驚世神功卻連自己的姓名都弄不清；令狐沖毫無振奮的勇氣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時安排了任我行的“暴死”，他必也葬身恒山了——這個情節的突然性預示了令狐沖的結局事實上是一種“虛假性結局”，它的歸隱更接近於蕭峰意義上的死；就連韋小寶都要對他處身的世界感到厭倦，逃到了我們的視線以外去了。事實上，同是作為一種文化敘事的現象的“死亡”與“退隱”，在金庸小說中就具有了同等的敘事功能：都是一種命運的終結，都暗示著一種極度膨脹的英雄想象的衰敗。

總之，蕭峰的故事，終結了“五四”以來用人性和人類的名義對改天換地的新人的文化想象，從而成為告別英雄的文化寓言。當蕭峰義無反顧地自戕時，整個金庸英雄敘事中的具有勝利與樂觀色彩的俠客們，都被這個動作嚇住了——他們立刻驚訝地意識到，是到了他們悄悄謝幕的時候了。

--------------------------------------------------------------------------------

[1] 轉引自傑姆遜：《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載張京媛主編《新歷史注意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頁。

[2] 王一川：《中國形象詩學》上海三聯１９９８年版。第13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卷一第250頁，。

[4] 羊羽：《民國武俠小說鳥瞰》，載《民國春秋》1994年第3期。

[5] 轉引自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

[6] 同上。第32頁。

[7] 梁守中：《武俠小說話古今》江蘇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1992年1 月版。第17頁。

[8] 金庸：《天龍八部》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946—951頁。以下凡引用詞書處只注明“《天》頁碼”。

[9] 王一川：《中國形象詩學》1998年1月版。第173頁。

[10]對於信的意義的精彩論述，可以參看雅克·拉康《<被竊信件>的討論》，載《當代電影》1990年第3期。王一川《語言烏托邦》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王岳川《拉康的無意識與語言理論》，載《人文雜志》1998年第4期。朱立元《拉康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美學》，載《文藝研究》1998年第6期。 F·傑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三聯書店1997年版。

[11] 雅克·拉康：《<被竊信件>的討論》，載《當代電影》1990年第3期。第54頁。

[12] 《天》第734—741頁。

[13] 宋偉傑：《身份認同的“混雜”與文化記憶缺失癥——管窺金庸的小說世界》，載《天津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

[14] 參閱王一川《中國形象詩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24頁。

[15] 傑姆遜：《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載張京媛主編《新歷史注意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頁。

[16] 傑姆遜：《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載張京媛主編《新歷史注意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頁。

[17] 《天》第1966頁。

[18] 林以亮等：《金庸訪問記》，載費勇、鐘曉毅：《金庸傳奇·附錄》1996年1月版。第363—364頁。（愛思想網站 200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