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龍八部》中，康敏是借著一封信來展開她的陰謀的。依拉康所論，信，在其比喻意義上指的就是一種“既在又不在那個地方”的語言力量。它具有一種結構化的權力，為人物（主體）設計或說準備著他（她）在文化秩序中的位置。那麼，作為凝聚著一種文化秩序的象征性符碼，“信”的意義就決非尋常了。一封信，“如果置放在歷史進程中，就屬於歷史鏈條上的一個環節，這個環節能承上啟下地發揮自身的作用。所以，信的權力只有當其是歷史的權力的顯現，或這種權力的寓言式顯現時，才有充足的存在理由的。”[9]由此看來，康敏手中的這封信同樣也是非同小可的——它所記載的正是一種蕭峰的身世之謎，指向的是以宗法意識為背景的整個道德規範和禮制體系。康敏正是因為對“信”中的這種強大的文化力量的利用，才富有意味的將蕭峰玩乎於掌股之間。這就可以使我們象拉康似的認識到，蕭峰，這個“無所不能”的英雄，其出場角色同樣也是被一種象征文化秩序的語言力量所規定的。[10]

一開始，徐長老帶來的一封信（是由康敏偷看後轉給他的）一下子顛復了蕭峰的領袖地位，使一個數年來為大宋立下汗馬功勞、並已經贏得了江湖人眾敬仰的英雄立刻變成了人人唾棄的“敗類”。這讓蕭峰感到極大的疑惑與焦慮，並在眾人的“看”（Seeing）中喪失了自我。他由此便產生了一種錯覺：只有找到這封信及其發信的人才能找到自我，這樣，蕭峰就只能帶著驚異莫名的心情墮入了認同自我的想象態錯覺之中（想象界）；丐幫眾人難以弄清這封信的真正含義，他們有的對它視而不見，如馬大元；有的無法真正觸動信中的力量，如全冠清；有的則不能左右這封信反而被它所左右，如白世鏡；而大部分人根本無法了解信的意義與力度；他們由於匱乏對自身力量和位置的明確定位，以為掌握著正義與道德而事實上一無所見，於是就只能停留在低能的唯實者位置上（現實界）；只有康敏才不僅“窺視”到這封信的力量，並能對它有效地使用，從而使她具有了一種象征界的眼光（象征界）。正如拉康所說，“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轉手制約著這些主體的角色和出場方式。如果它被‘擱置’，他們就會遭受失信的痛苦。他們將從這封信的陰影下面走過，他們變成信的折光。”[11]所不同的是，這封信並非拉康意義上的一般性語言權力的象征，而是有關個體身份認同問題的文化隱喻。蕭峰的故事可以在此簡約為一則寓言：一個英雄在荒誕地尋找一封信和它的主人。

在小說中，信的主人已經死去了，而蕭峰卻誤以為這個人不僅活著，而且認定他就是那個制造陰謀陷害他的“大惡人”和殺害他養父母、真父母以及受業恩師的“兇手”。因此，蕭峰就象《被竊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中的警察局長一樣，開始了“尋找”信的過程，並在這一過程中一無所見。蕭峰於是就轉換到了唯實者的位置上去了（現實界）。而丐幫等眾人則以為已經“掌握”了信的秘密並理解了它，開始對蕭峰大力追殺，他們就轉換到了想象態錯覺位置上了（想象界）。只有幕後的蕭遠山等了解事件的全過程，象康敏一樣操縱著其他人——包括這個似乎能控制任何局面的英雄蕭峰（象征界）。“尋找”的過程描寫在文本中占了大半篇幅：由於蕭峰所追問的對象相繼死去，這封信所代表的意義的就不斷地延宕到來；並且，由於這封信始終沒有給蕭峰揭開他要尋找的秘密。所以信的意義也就永遠沒有到來。這樣，拉康意義上的三角結構便在蕭峰文本中反復的出現了，似乎在顯示著傑姆遜所說的那種制約主體的結構化權力（A structuring power）。在這里，“蕭遠山”這個名字所寄予著的含義便凸顯了出來：“遠山”就成了“峰”的一種視野極限，是它隱約在場的定義與規範，象征了那種在一定的文化秩序與道德規範中制約著主體位置的價值體系（實際上，也正是蕭遠山才是蕭峰要找的那個所謂的“仇人”）。

因此，蕭峰的尷尬即在於他失去了“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從而無法在象征界建構起，或者說重新尋回自我主體：“我是誰？”“我姓喬還是姓蕭？”“殺契丹人的喬峰和殺宋人的蕭峰哪個才是我？

　”於是，蕭峰就誤以為只要找到那封信就可以揭開身世之謎，尋出真兇，從而逃脫內心的焦慮。

這樣，“尋找”的寓言就分裂為兩重互相拆解的意指過程：把“尋找”看作是揭開身世之謎的方式，亦即不承認身世問題；而“尋找”又向蕭峰暴露身世真相，使蕭峰充實的行動變得虛無。用拉康的方式來說，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兒童成為令他厭惡的“父親”的過程。在雁蕩山上，蕭峰知道了自己的確是契丹人時，變得異常痛苦起來。新的“父親”突然出現，並立刻向蕭峰“傳遞”了規範性的信息；而由汪劍通所任的原來的“父親”（代父）還同樣具有著權威和力量。處於兩間的蕭峰便陷入了無盡的焦慮之中。

於是，蕭峰在雁蕩山上突然冒出的“復仇意識”就值得我們深思了——這可以看作是蕭峰對無意識焦慮的一種逃避：目的明確、行為堅定的復仇活動是遮避生存的無意義感的極為有效的方式。這樣，在個人的質疑中，蕭峰通過否定自我而事實上又重建了自我。而“為父報仇”正體現出蕭峰借用“父之名”去行使“父親”的權力、克制不願成為“父親”的所謂“俄底浦斯情結”的心理過程。在經過這番咬牙切齒的發狠之後，蕭峰果然從那種無所棲身的焦慮中“解脫”了出來，一下子“恢復”了他往日艱韌不拔、果斷勇毅的作風，一直到他鬼使神差地殺死阿朱為止。

事實上，在兩個“父親”之間的仿徨，究其根源則是因為蕭峰這一主體的“身份”的混雜。這種“混雜”所顯示的危機不僅是肉體、種族和國籍的歸屬危機，更是一種價值、角色與文化的認同危機。它的出現有力地拆解了“民族英雄”的神話，以及有關民族歷史與形態的宏大敘事。所以，蕭峰借助於行使“父之名”而確立起來的“英雄作風”，已經不得不在我們的解讀中變成一種假象。而《天龍八部》這部小說對“尋找”的敘事，也恰好沒有象其它武俠小說那樣，借機構設連環懸念，反而是反復地凸現了蕭峰焦慮、痛苦的心態。這就更加容易令我們看清這種假象。

在第十九節中，蕭峰偷聽到江湖人們對自己的痛罵後變得灰心喪氣起來，竟然“霎時之間，不由得萬年俱灰。”回房時，阿朱眼中的他“臉色慘白”，就象受了內傷。甚至於阿朱的一句無心的話都使蕭峰“突然全身一顫，跳起身來”，痛苦得“雙手抱頭”。[12]那個“怒金剛”似的英雄在我們面前消失了，一個焦慮的、無助的“小人物”的形象出現在了我們的視野之中。

三、 悲悼與憂郁癥的患者

小說對蕭峰的焦慮、痛苦的展示，並非都是在意識文本層面上，而是在無意識文本層面上完成的。就文本的顯義而言，小說無疑是在講述一個英雄如何由個人的身份危機超越出來，達於一種“以天下蒼生為念”的境界，甚至以生命的代價實現這一境界。但文本在講述這個故事時，無意識地重復敘述了蕭峰行為動機的迷亂，使蕭峰的每一次豪氣幹雲的出場，都蒙著一種無意義感的焦慮陰影。

在蕭峰的故事中，大的場面共有九個，而大部分場面又似乎都以蕭峰果敢機智的武打為主展開。但是，令人驚訝的現象是，這其間竟然隱藏了蕭峰對現實的十余次“誤讀”。如誤會段譽、誤發誓言、誤入少林、誤尋真兇……而這大多數誤讀又都是因為牽連到個人身世問題而使性情、理智失常的結果。顯然，對蕭峰而言，一種自我認同的焦慮而不是我們前面所認定的認同的實現，在敘事中無意識地流露了出來，即使這並非文本敘事有意識建構起來的。顯然，文本所有意講述的東西與文本所無意泄露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任何文本都要迎合某種文化言路去構造一個又一個藝術與意義上的“完滿體”，而這種完滿性又總是要遭到歷史或現實的拆解。因此，就蕭峰的敘事來說，正因為文本流露的這種焦慮不是意識文本的產物，所以，它作為一個特殊能指，其所指也就必然延伸到文本以外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