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新世紀，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權威衙門，忽然爭相封賞“大師”，甚至輿論愈非議而表彰更過分。個中緣由很復雜，有一點是無疑的，即將不擇手段揚名立萬，看做“大師”的表征。

一、“大師”的界說

 上世紀中葉以後，有幾十年，“學術大師”變成惡名，被指為“封資修反動權威”。直到“文革”鬧得民窮財盡，這才承認“知識就是力量”。先是工藝學家和科學家，繼而社會的人文的各學科的大師，都很艱辛地恢復名譽。

 所謂利必有弊吧。時近新世紀，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權威衙門，忽然爭相封賞“大師”，甚至輿論愈非議而表彰更過分。個中緣由很復雜，有一點是無疑的，即將不擇手段揚名立萬，看做“大師”的表征。

 其實“大師”稱謂，起初出現在漢初，並非了不起的名目。在秦始皇燒書以後，有機會聽到秦博士伏勝念過燒剩的《尚書》殘篇，而後跟著講點殘篇大意的山東儒生，無不稱做“大師”。歷經兩漢三國南北朝隋唐，直到宋元明清，文化日趨普及，人們對傳統的認知日趨專精，“大師”也成了對在經史諸子的特定領域真能繼往開來人物的尊稱。比如清末民初，梁啟超在輿論界執牛耳達二十年，可謂著作等身，卻沒人稱他為大師。所以者何?因為前有康有為、章太炎，繼有王國維、陳寅恪等，都在思想文化界堪稱創業垂統的大師，盡管王、陳等生前名氣遠不如梁。

 難道大師的學識都勝過梁啟超嗎?不盡然，有的至今尚有爭議，如馬一浮。不過隨著現代化日進，學術分工越來越專門，誰能在專門領域做出獨特貢獻，並被歷史證明沒有他的貢獻，人文教育和科學衛生等構成的總體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這樣的傑特之士，當然可稱大師。

 誰都知道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是一個需要巨人並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恩格斯對引導歐洲走出中世紀的巨人即大師的謳歌，直到1925年才隨著《自然辯證法》的問世而公表，被譯成漢語的時間更晚。

 然而，不過數年，1934年夏季，陳寅恪寫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就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賢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誰都知道，陳寅恪晚年曾反對當局強制研究機構學馬列，卻並不意味他拒絕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相傳他早年留德時讀過馬克思著作，又曾在瑞士聽過列寧演講。因而他的歷史見解出現與馬克思、恩格斯類似說法，可謂所見略同，也表明他沒有“凡是敵人所是必以為非”的荒唐心態。比如關於大師巨子的歷史界定，就令我每讀總想起恩格斯對達·芬奇、馬基雅弗利以及馬丁·路德等人的讚揚，也不由得越發憎惡斯大林的假冒歷史唯物主義。

 因此，陳寅恪關於大師的界定，即學術實踐能夠繼往開來，尤其善於創新，非但開拓學術新領域，而且指明學術的發展方向與方法，都是“大師”概念的題中應有之意。但他以為大師的事業 “關系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則未免陳義過高，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下的社會政治環境。即如他說話的時代，自稱孫中山信徒的蔣介石，已在用“軍政”實現所謂“訓政”，以至陳寅恪要藉紀念王國維之死，呼喊學者必須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過二十年，他重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自己的追求，必須“以生死爭之”，更說明他所說大師著作可以轉移時代風氣，在中國尚止於理想，跡近浪漫主義，最終被“文革”的冷酷現實所破碎。但理想的破碎不等於界定的錯誤。

二、現代大師的個性

 主要活動時間都在上個世紀的大師們，多數人經歷過由帝國、民國到共和國的時代巨變。他們都關注中國與世界的命運。他們都了解仍在中國活著的文化傳統，多半都曾思考中國與世界的歷史相關度。他們未必讚同顛復現狀，卻無不認同現狀需要改革，乃至提倡社會政治改革。他們大多數人還有一個共同的遭際，就是生前被曲解被毀謗被誣陷，卻總是恪守自己的理念，即使置身煉獄，也不放棄期盼中國現代化的追求。

 近三百年的中國史表明，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並非經濟落後，而是明清以來的政治體制陳腐。據說清代的“康干盛世”是傳統中國的頂峰，至今仍有自詡“大師”者，指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大錯，宣稱“告別革命”。清末官場甚囂塵上的“開明專制論”，所謂“與上言仁政，與下言服從”，也被當做百年來“訓政”在中國不絕如縷的實際理論核心。

 眾所周知，十四世紀以後，中國的專制主義，愈來愈以權力獨裁為表征。無論帝國還是民國，元首稱皇帝、總統、主席還是別的什麽。唯有一人可稱“今聖”。等而下之，官府無論大小，總是所謂一把手控制實權。章太炎在清末曾說中國人人都有皇帝思想，於實相雖不中，也不遠。

權力至上必定導致所謂新權威主義主宰政壇。從蔣介石到毛澤東，都認同孫中山的“訓政”論。在民國初年，孫中山說是反袁世凱戰爭失敗，是由於革命黨人都不聽他的話，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必須在武裝奪權後實行“訓政”，用他的孫文學說狠狠教訓百姓若干年，然後賞給他們一部憲法，實行“憲政”。蔣介石上台便照計而行，效應就是“訓政”數年，訓出了日本侵占半個中國，也訓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後的紅色政權。等到蔣介石被毛澤東打敗，想到以“憲政”救命，但被欽定國民大會選成總統不過年余，便滾到台灣再度“訓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