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盡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台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麽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盡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麽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著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盡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著普京一人的政治，盡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著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著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盡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麽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越來越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麽，中國就要反對什麽；美國不做什麽，中國就要做什麽。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系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發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復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關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發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發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發展的工具，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象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當是永恒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鬥爭，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關系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受制於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愛思想網站 2017-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