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利:絲綢之路的“三個時代”

人類從來沒有停止過追求夢想的腳步,也從未泯滅過交流、交往、交融之心。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絲綢之路,融成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在今天利益格局深刻變化、文化價值追求多元的世界潮流中,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如果我們打開中國地圖,就會發現古代中國處於一個較為封閉的地理空間內:東、南有大海阻隔;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以及由帕米爾高原延伸出的高大山脈——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昆侖山脈的遮擋;北有戈壁、沙漠、幹旱草原、森林的屏障。這樣的地理結構決定了中國最初絲綢之路的兩種空間走向:陸上絲綢之路在阿爾泰山、天山、昆侖山之間形成了一北一南兩條道路,通往中亞;海上絲綢之路則沖破茫茫大海,通往東南亞、南亞,連接中國與世界。


國家統一是開拓絲路的堅實基礎


歷史經驗表明,國力的強盛、人民的安康總是和國家的統一安定緊密聯系在一起。秦漢時期是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制度創新給中華文明發展註入了強大的動力。國家無疑是這個動力的核心所在,而國家統一就是這個動力的形成前提。

 如果按歷史進程劃分絲綢之路的時代,那麽從秦漢開始直至元朝的1500多年便是絲綢之路的1.0時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國家,為開拓一個對外的、連續的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其後的漢代,仍是一個大一統王朝。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決定派張騫出使西域,由此張騫開拓了經今天的新疆到中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並發現了經雲南過緬甸、印度而直達中亞的南方絲綢之路。秦漢時期,近海航行也在發展,中原到朝鮮、日本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有所開拓。

 歷史總是在螺旋式上升,隋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繼魏晉南北朝的動蕩後迎來的第二個大一統階段。因為開放和包容的氣度,唐朝在政治、科技、文化、經濟等領域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國際大都會,各國使臣和商人絡繹不絕。當時在通往中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上,駝鈴陣陣,前後相望;在東海、南海和印度洋上,滿載貨物的船只隨著季風航行。科技、宗教、物產、服飾等隨著絲綢之路而來,在中國融合匯通後,又隨著絲綢之路而去,大一統的唐王朝形成了獨有的大唐氣象。

 隋唐的中國,主導著世界潮流,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輻射世界。這一時期的絲綢之路,在世界文明文化交流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過,最值得肯定的是,即使處於世界的中心,即使文化相對先進,中華文明的輸出從來都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你情我願的基礎之上。正是在多種文化的交往中,中國與周邊各國收獲了和平與友誼。僅以佛教文化的發展為例,先有玄奘西行,後有鑒真東渡,中華文明一呼一吸,使佛教傳承形成了互學互鑒的文化風氣。

 唐朝盛極而衰之後,中國經歷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盡管960年北宋建立,但是宋朝始終與北方遼、西夏、金等政權長期對峙,導致交通阻礙,陸上絲綢之路受到很大的影響。尤其是靖康之難後,宋朝皇室南遷,南宋建立。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大批掌握先進技術的工匠和農民南遷,使經濟重心也伴隨南遷。南宋政府更加註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有宋一代,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有近50個,根據考古資料發現,在南亞、東南亞、歐洲甚至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現,這得益於當時領先世界的科學技術。如指南針首先應用於航海,後又傳到歐洲,經過不斷改進後,成為新航路開辟的必要條件之一。蒙古西征,也使得火藥在戰爭中的使用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

 在絲綢之路1.0時代,絲綢之路的特征主要是:形成了以陸路為主的交通格局,背靠海洋,面向北方,以長城為中心,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成為對抗、交流、融合的兩大主要勢力,長城成為這兩大勢力間接觸和互動的重要區域,而陸上絲綢之路的交流、交往、交融又成為和平的主要推動力。這一時代,陸上絲綢之路主要維系了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的交往。在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各種族群、集團、部落、宗教、文化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動格局。嵌入式互動是以戰爭、和親、通婚、貿易、和平、互助等為表達手段的一種橫向的歷史互動。正是這種嵌入式互動才使得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得以形成,也是我們理解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的關鍵。盡管中華民族歷經磨難,時或分裂,但統一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題,是各族人民的渴望所在。


海上絲路的開拓標志全球化的到來


隨著歷史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南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造船術和航海術蓬勃發展,海上絲綢之路迅速發展起來。這為絲綢之路2.0時代的開啟奠定了基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因為倭寇等勢力的侵擾,朱元璋決定實施海禁政策。辯證地看,海禁說明當時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了海洋的重要性。1405年,朱棣派遣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此後鄭和又六次下西洋,最遠到達東非,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這是絲綢之路2.0時代的開端。

 絲綢之路2.0時代包含了中國的明清時期。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話、交流和交往。由於這個時代明清的綜合國力在世界範圍內大體保持領先地位,中國由此成為當時世界經濟和貿易的中心地區之一。通過三角貿易,歐洲人從美洲和非洲掠奪大量的白銀和黃金,用來購買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再運回歐洲,由此白銀大量流向中國,一個嶄新的世界市場初步形成。

 遺憾的是,明清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也發展到了高峰,民間創造力日趨衰弱,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數量增加、質量停滯的時代。這個時期的中國,在世界文明的賽場中逐漸停滯,又因為虛弱與自我陶醉錯失了開拓市場、擁抱世界的機會。19世紀以後,西方列強倚恃堅船利炮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而來,這次他們不是為了貿易,而是為了侵略,在中華大地上到處搶灘奪地,劃分勢力範圍,中國悠久的絲綢之路由此蒙上一層重重的霧霾。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絲路精神的現代踐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經60多年的發展與積澱,一個自信的中國屹立於世界東方。“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標志著絲路實踐進入了3.0時代。這個新時代的特點是:陸海並重,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平共處、和諧共生,倡導交流互鑒,註重汲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取長補短,兼收並蓄,共同繪就人類文明美好畫卷。

 以和為貴,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之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中華文明的底線。無論強大還是弱小,無論先進還是落後,中華民族從來都致力於提升自己,幫助他人。漫漫五千年的歷史發展軌跡,無不向世界證明了這一點。秉承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理念就是新時期以和為貴精神的具體表現。尊重對方,求同存異,不以個人或者個別國家標準為唯一尺度,不搞雙重標準,這是60多年來中國外交實踐給予世界的重要制度創新。

 絲綢之路的實踐,歷經了陸上絲路的車馬時代,度過了海上絲路的航船時代,一直到今天的陸、海、空綜合交通時代,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角色與身影,越來越清晰而自信。在這個嶄新的時代,重讀絲路歷史,重溫絲路精神,對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尤為重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武漢大學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收藏自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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