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新絲綢之路”構想的提出人斯塔教授

 2011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印度發表演講時第一次明確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此後，美國召集相關國家舉行了多次會議，積極推動此計劃。不過，在國務卿易人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出現了“模糊化”的態勢，宣傳調門也有所降低。近期，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和參與中國領導人倡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由此，人們又開始關註美國的這個也打著“絲綢之路”旗號的計劃。近年來，為了探討涉及該計劃的若幹問題，筆者與“新絲綢之路”構想的提出人、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研究院院長弗雷德•斯塔(Fred Starr)教授進行了多次直接對話，就“新絲綢之路”計劃征詢了他的看法。本文擬介紹一下他的看法，同時也結合他的觀點談談筆者的看法。

 “新絲綢之路”構想是一個跨區域經濟發展計劃

 美國政府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源於弗雷德•斯塔教授提出的“新絲綢之路”構想和建議，但斯塔教授指出，美國政府將“新絲綢之路”構想上升為地緣政治經濟戰略並非他的本意。

 斯塔教授說，自己原本提出的是一項旨在聯系印度和歐洲、穿越阿富汗和中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計劃，希望能形成一條像原先聯系中國與歐洲的絲綢之路那樣的“新絲綢之路”。他認為，隨著西方主導的國際部隊逐步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的重建已成為擺在國際社會面前的一大課題，並且與阿富汗周邊的中亞、南亞、西亞的整體發展密切相關。他指出，他提出的“新絲綢之路”構想就是：建設一個連接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網絡，以阿富汗為樞紐，將油氣資源豐富的中亞、西亞國家與經濟發展迅速的印度，乃至“小龍”和“小虎”集中的東南亞、東亞連接起來，促進各國間以及幾大區域間的優勢互補，推動包括阿富汗在內的該地區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他說，雖然這一構想期望印度發揮重要作用，但也離不開中國、日本、韓國、土耳其等各方力量的參與。

 斯塔教授說，他的這一構想得到了阿富汗及中亞、南亞、西亞不少國家政府、企業及各界人士的歡迎。阿富汗、印度等國專門開會商議如何參與這個計劃，哈薩克斯坦提出召開國際會議討論如何加強合作以推進這個計劃。但是，在美國政府接過這個計劃後，特別是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等官方人士就“新絲綢之路”發表一系列言論後，該計劃似乎成了美國在歐亞大陸腹地謀求地區發展主導權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並且明顯帶有提升印度作用的色彩。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一些學者撰文評論“新絲綢之路”計劃，認為該計劃對中國來說“挑戰大於機遇”，總體來看對該計劃反應消極，但中國官方並未對此明確表態。

 斯塔教授說，他反對將“新絲綢之路”構想上升為地緣政治經濟戰略，不讚成該計劃帶有牽制中國或排斥中國的色彩，也不讚成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謀求主導權。他認為，在把軍隊撤出阿富汗後，美國和西方應鼓勵阿富汗和本地區國家在戰後重建中發揮主導作用。他說，在感覺到中國有反對“新絲綢之路”計劃的情緒後，美國有人提出改換這個計劃的名稱。目前，他感覺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似乎有點猶豫不決，顯示出“模糊化”的態勢，克裏國務卿等人陷入中東亂局，對這個計劃似乎也無暇顧及。因此，他並不清楚美國政府層面下一步將會在這個計劃方面有什麽新的動作。

 “新絲綢之路”構想具有客觀的經濟和市場基礎

 斯塔教授堅持認為，如果排除刻意政治化的因素，“新絲綢之路”構想確實具有客觀的經濟和市場基礎。他預言，不管美國和中國是否參與或支持這一發展進程，經濟和貿易層面上的“新絲綢之路”是肯定會發展起來的，因為這有利於阿富汗及中亞、南亞、西亞有關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甚至對東亞國家也是好事。他舉例說，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可以解決印度、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為阿富汗提供豐厚的過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盛產的棉花可以滿足印度紡織工業的原料需求；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可以賣到阿斯塔那、孟買和上海，甚至日本與韓國。

 他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歐洲、北美、東亞的區域一體化發展迅速，而中亞、南亞、西亞同樣可以形成互通互補的跨區域一體化，這就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今日要構築的“新絲綢之路”的意義所在。從長遠看，這一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正因為此，他雖然不讚成美國謀求主導這一進程，但主張美國要積極參與這一進程，否則將失去在該地區存在的時機。他指出，如將這一構想政治化，就會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甚至導致沖突，使這一計劃難以實現。因此，他反對美國將“新絲綢之路”構想抹上濃厚的官方色彩，並將其提升為政府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斯塔教授提到，美國國務院為“新絲綢之路”確定了十多個重點項目，希望拉印度、日本、中國等國參與，但這樣做官方色彩太濃，不如讓非政府組織和企業去運作。他還提出，這些項目都是大型的基礎建設項目，投資大，見效慢，應該增加一些投資少，見效快的民生項目，使人民能從中獲益。

 斯塔教授解釋了“新絲綢之路”計劃把印度的參與作為重點的三大原因。其一，因為有了印度的合作，這個網絡才有地區間互補優勢，特別是印度能源短缺，但西亞地區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從中亞經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終到達印度的油氣管線，對未來阿富汗獲得可持續性財政收入非常重要。第二，印度經濟發展和市場擴容的潛力巨大，將是這個計劃具有可持續發展活力的關鍵。第三，印度是“新絲綢之路”計劃擴展到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橋梁”，而東南亞也是全球經濟最富有活力的地區之一。同時，斯塔教授認為，“新絲綢之路”計劃也為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新疆的進一步“對西開放”，中國努力打造新亞歐大陸橋的構想，中國向西南開放的雲南“橋頭堡”戰略，西藏加快建設南亞大通道計劃等提供了契機，總體來看有利於中國加強與中亞、南亞、西亞國家的經貿與文化聯系。因此，他主張中國也應該積極參與這個計劃。

 美國實施“新絲綢之路”計劃的目標和面臨的障礙

 對於斯塔教授的上述看法，有的筆者是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實際上，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兩點：美國政府實施“新絲綢之路”計劃的戰略目標是什麽？該計劃是否能夠順利實施？

 盡管斯塔教授聲稱反對將“新絲綢之路”構想上升為地緣政治經濟戰略，不讚成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謀求主導權。但是，美國政府之所以接過這個構想，就是要達到保持自己在阿富汗和歐亞大陸腹地主導權的戰略目標。目前，以美軍為主的國際部隊基本撤離阿富汗，而中東亂局和“亞太再平衡”戰略使美國不得不投入重金。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在阿富汗的經費投入必然大幅削減，難以扛起阿富汗經濟和社會重建乃至“大中亞”地區治理的沈重包袱。然而，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打了13年，留下了一堆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因而對這個國家的恢復重建又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新絲綢之路”構想的出現為美國擺脫這個困境提供了一個機會。美國政府迫不及待地將“新絲綢之路”從一個構想提升為戰略，並舉起這面大旗，就可促使國際社會，尤其是中亞、南亞、西亞的鄰近國家乃至東南亞和東亞國家出錢出力，承擔相應責任和義務，並通過協調各方的參與和投入，在阿富汗戰後重建和歐亞新一輪發展中繼續保持主導地位。

 不過，盡管美國極力推動，但美國版“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推行面臨兩大障礙。一是安全形勢堪憂。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來的可能性不能低估，中東的動亂仍將持續，烏克蘭沖突愈演愈烈，中亞的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團夥再度活躍，南亞印巴對抗和軍備競賽仍然曠日持久，這些都將使阿富汗重建和地區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二是吸引投資不易。目前，深陷危機的歐洲和“安倍經濟學”難以為繼的日本都有自己的難處，不可能對這個項目投入很多；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大多數國家也是剛剛走出危機，財力十分有限；被寄托厚望的印度同樣面臨重重困難，對投入大筆資金十分謹慎。總體來看，美國試圖吸引大量投資的計劃難以實現。有專家認為，美國最多能吸引到該計劃所需資金的30％-50％。

 “新絲綢之路”與“一帶一路”可否實現兩者包容性發展

 在2013年中國領導人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後，斯塔教授多次表示，“一帶一路”構想與他的“新絲綢之路”構想有異曲同工之處，完全可以並行不悖地推進，而且可以合作互補。筆者以為，“一帶一路”與“新絲綢之路”必然會有競爭，但兩者絕非不能實現相互之間的包容性發展。

 之所以這麽說，首先是因為“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具有強大的輻射作用和顯著的包容性特征。歷史上的陸海絲綢之路從來就不是單線的，而是多路線的。在科技和交通高度發達的今天，“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更不可能是一條線，而是多線的，並且通過陸路、水路和空中形成立體發展態勢。歷史上陸海絲綢之路的影響往往局限於沿路、沿帶地區，因為駱駝、馬和帆船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憑借高速鐵路和公路、大型航空器、遠洋輪船和互聯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對整個歐亞大陸、非洲、大洋洲，乃至全球產生強大的輻射和延伸作用。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促進了各國、各民族、各種文明的交流，推動了區域合作，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這方面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一帶一路”建設必然與其他區域合作機制既有競爭，又有合作與互補，具有包容性特征，以達到共贏的目的。這裏所說的其他區域合作機制，就包括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構想，也包括俄羅斯力推的歐亞經濟聯盟。

 其次，“一帶一路”與“新絲綢之路”之間的包容性發展，也有利於中國穩定發展和中美關系，因此會得到雙方的支持。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和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形成新一波狂潮的形勢下，中國西部的穩定發展對中國的戰略意義愈益凸顯。因此，就總體來看，美國把軍隊撤出阿富汗並積極推動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對中國的穩定發展，特別是西部的穩定發展利大於弊，機遇大於挑戰。國際觀察家認為，要實現“新絲綢之路”計劃，重在實際投入而非空談。就經濟實力而言，該地區中國最強，因此中國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或缺的。對此，美國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同時，美國政府當前面臨嚴重的經濟疲軟和財政壓力，針對阿富汗和“大中亞”的經濟戰略也缺乏國內支持，亟須與其他國家合作，因此特別看重中國的態度，這可能就是美國有人因感覺中國的反對情緒而提出改換計劃名稱的原因。總之，“一帶一路”與“新絲綢之路”之間的合作互補和包容性發展，可使中國在阿富汗重建和地區發展問題上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不但可以增進中國與中亞、南亞、西亞有關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也可使中美在阿富汗重建等問題上形成新的合作領域，有利於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中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特別是維護周邊安全無疑是有益的。

 習近平主席指出：“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這是古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這一包容性的、高瞻遠矚的宏觀思維，應該是我們處理“一帶一路”與“新絲綢之路”兩者關系的指導原則。（愛思想網站2016-01-11）